这些正是他们住过的监室。

但监室的墙壁‐‐从那时起糊墙纸已几经撕掉，不止一次地抹过灰泥，粉刷过，油漆过‐‐已经不能向我们提供往日的任何痕迹（相反，它们通过窃听器凝神地听着我们入关于这些监室的老住户，关于在这里进行过的谈话，关于从这里押上刑场、走向索洛维茨的那些思想，什么地方也没有写下来，说出来。

一卷这样的作品抵得上四十车厢我国当代的著作，但是大约已经不会出现了。

那些还活着的，只能告诉我们一些鸡毛蒜皮：这里过去是木床，床垫里装的是麦草。

还在二十年代，在给窗户戴上笼口之前，窗玻璃直到最顶上都已经涂了白垩。

而笼口在一九二三年确确实实就已经有了（我们却一致以为是贝利亚平的事）。

对于敲墙打暗号对话，据说这里在二十年代还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那时还莫名其妙地保存着沙皇监狱的荒唐传统：一个犯人如果不和邻室敲敲打打，那他还有什么可干呢?还有：整个二十年代这里的看守都是拉脱维亚人（有从拉脱维亚步兵中来的，有的不是），送饭的也都是身材高大的拉脱维亚女人。

固然是鸡毛蒜皮，但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本人很需要进这个苏联的主要政治监狱，谢谢把我带到了这里：我关于布哈林想过很多，我想体会一下当时的情景。

然而，有一种感觉，好象我们已经忘乎所以了，把我们关进任何一个省的内部监牢里也够抬举的了。

而这个地方‐‐是太大的荣幸。

同我在这里邂逅相遇的人们在一起，是不会感到无聊的。

有可以听一听的人，有可以比一比的人。

那个有着一双生动的眉毛的小老头（在六十三岁的年纪，他显得完全不像个老头）叫阿纳托里&iddot;伊里奇&iddot;法斯坚科。

他，作为旧俄罗斯监狱传统的保存者和俄国历次革命的活历史，使我们的卢宾卡监室大为生色。

他保存在记忆里的东西，好似衡量一切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发生的事情的一根比例尺。

这样的人不仅在监室中是可贵的，而且在整个社会里也是很缺少的。

就在这里，在监室里，在一本偶然落到我们手中的关于一九0五年革命的书中，我们就读到了法斯坚科的姓名。

法斯坚科是很久很久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以至于现在已经不像是这样的人了。

他得到自己的第一个刑期时，还是个年轻人，是在一九0四年，但根据一九0五年十二月十七日的《宣言》被完全释放了。

我们中间谁没有从中学历史课本和《简明教程》中知道并且背得滚瓜烂熟，说这个卑鄙挑衅的&ldo;宣言&rdo;是对自由的嘲弄，说沙皇下命令&ldo;死者得自由，活人进牢监&rdo;呢?但这句俏皮话是骗人的。

根据这个宣言，允许一切政治党派的存在，召开了杜马，并且实行了诚实的极端广泛的大赦（至于是被迫的，那是另一回事），那就是：一根据大赦令，无例外地、不分刑期和刑种，不多不少地释放了一切政治犯。

只有刑事犯还留下来继续坐牢。

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斯大林的大赦（诚然，它不是被迫的）则做得恰恰相反：所有的政治犯都留下来继续坐牢。

（他讲的关于那次大赦的情况很有意思。

在那些年代，监狱的窗上当然还没有任何笼口，因此，在法斯坚科所坐的别洛采尔科夫监狱里，囚犯们可以从窗中自由观看监狱的院子、收进和离去的犯人、街道，同外面任何人打招呼。

已经是十二月十七日的白天了，外面的人从电讯中一知道大赦的消息，就向犯人们宣布了这个新闻。

政治犯开始高兴地大吵大闹起来，打碎窗上的玻璃，弄破门户，要求典狱长立即释放他们。

他们中有人当场挨了拳打脚踢吗?被关进禁闭室了吗?罚禁某个监室阅读书籍或购买东西了吗?根本没有!手足失措的典狱长从一个监室跑到另一个监室说好话：&ldo;先生们，我恳求你们‐‐要通情达理!我无权根据电讯消息释放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