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王氏认为支撑传统中国的&ldo;杠杆&rdo;有两根，科举以外，则为两税制。

以王氏此论与前揭韦伯的评价合而观之，不仅对科举制度，甚而对作为&ldo;官僚帝国社会&rdo;（韦伯语）的传统中国，我们将获得一种深刻认识。

&ldo;封建社会&rdo;此一术语并不适用于秦、汉至清的中国，传统中国具有&ldo;帝国&rdo;特征，逐渐成为共识；而具有内部弹性、赖以维持&ldo;帝国&rdo;长期运作的制度核心，则是科举。

然谓科举既是支撑帝国的&ldo;杆杠&rdo;，又是帝国的&ldo;构成部分&rdo;，此喻似凿枘难合。

但是，我们若将科举制度与&ldo;士以天下为己任&rdo;联系起来，此喻之妙味就体现出来了。

天下，是谁的？今天，我们都知道，天下是人民的，所谓&ldo;十亿神州尽舜尧&rdo;。

但是，在&ldo;帝国&rdo;时代，天下只可能是天子一人的，否则，就不是帝国，而是共和国了。

不过，以天下之大，单靠天子一人，是没办法统治的，于是，选谁来&ldo;共治&rdo;天下，便是身为天子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帝王曾挑选、倚重过各类人马，如外戚，如宦官，如佞幸，然史有明鉴，此类人众俱属治国不足、肇乱有馀，惟有倚重读书人、士大夫的时候，天下方称乂安。

是否因史书都由读书人编纂，利用话语霸权，故意贬低其他集团，抬高自己身份？似不尽然。

众所周知，汉高祖刘邦最瞧不起读书人，未得天下，即有&ldo;溺儒冠&rdo;的恶习，既得天下，更有&ldo;乃公马上得之（指天下），安事《诗》、《书》&rdo;的狂言。

但是，登基不久，他对读书人的态度便来了个大转弯，诏曰：

&ldo;贤人已与我共平之（指天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

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rdo;；

这道诏书，固然是汉代选举制度的滥觞，也为接下来二千年的历史定下基调。

诏书中的&ldo;贤士大夫&rdo;，自然指读书人。

然而，战国时代的&ldo;士&rdo;，&ldo;以读书为专业，揣摩为手腕&rdo;（顾颉刚语），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倾人城倾人国者不知凡幾，时称&ldo;游士&rdo;。

待到天下一统，再不妥善安置这些&ldo;游士&rdo;，令其尽快转变为&ldo;贤士大夫&rdo;，君主专制的国家安全实在堪虞，因此，刘邦才会发出邀请，请&ldo;从我游&rdo;，并许以&ldo;尊显&rdo;。

于是，才会有科举的制度设计，让&ldo;贤士大夫&rdo;尽为我用，不致成为国家的隐患。

不论如何本领高强的人，他只要有一丝入世之心，便不得不参与这个游戏。

偶有游戏水平不够，愤而搅局，所谓&ldo;秀才造反&rdo;者，结局无一例外，都是&ldo;十年不成&rdo;，如黄巢，如洪秀全。

所以然之故，无非在于科举制度的包容性极大，团结了有能力造反的绝大多数，足以对付极少数的反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