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收押当然是好的，并非因为她仇视邹宜平，而是她也得考虑自己的人身安全问题，邹宜平待在看守所，她无需担心再上演一次惊险记，也不必再麻烦谁来为她挡子弹。

邹宜平在检察官讯问时，透露她教唆犯案全为了报复她的祖母黄玉桂。

她说她确实是郑智元的私生女，从母姓。

当年郑智元为了赌场被诈赌一事，上门找沈大华谈判，过程中沈大华多次讥笑郑智元所有一切凭的不是自己双手，而是大腿抱得好，又不愿归还从赌场骗走的钱，再有黄玉桂在旁批判郑智元人品低劣，高声抱怨她家大华交友不慎，才会交上郑智元这种狼心狗肺的朋友。

她不断怂恿自己的儿子跟郑智元这种无情无义的人做切割，莫再有往来。

郑智元咽不下这口气，个性残暴的他就向沈大华开枪。

黄玉桂没料到郑智元真开了枪，腿软跪地。

郑智元从沈家逃离后，曾回到他贷款买给邹家宣母女住的房子。

他向邹家宣母女说他杀了人，但非新闻所报导那样，黄玉桂从没向他下跪求情，媒体却将她塑造成悲情老母，而他则成了无法无天的暴徒。

邹宜平与她母亲的生活费皆是郑智元供给，他被逮捕后，母女顿失经济来源，郑家人又在这时接到银行房贷催缴通知，因而知道房子的存在。

郑智元离开，房子自然是郑家人所有，他们将邹家宣母女赶出，两人只能租个小套房。

邹宜平母亲去找张金山，望他念在曾经跟过郑智元做事的一点旧情帮助她们，他却嘲弄轻视。

邹母并无一技之长，只能回到熟悉的酒店上班。

邹宜平说她时常在近天亮时，听见母亲进家门的声音，有时看见母亲冲进厕所抱着马桶吐，有时在客厅见母亲抱着酒瓶痛哭。

她学校的班亲会、运动会，从不曾见母亲出现，有些同学为此嘲笑她。

她说她不平的是她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被嘲笑，又为什么生活要过得辛苦？说起来，一切都从沈大华开始，若不是沈大华找人诈赌，她父亲也不会去找沈大华谈判，于是她仇视沈大华一家，尤其是黄玉桂。

她说若非沈大华的母亲在旁添油加醋，也许沈大华可逃过死劫，她父亲便不会去坐牢伏法，那么她与她母亲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辛苦。

郑宜平的生活直到高二那年才有了改变。

她母亲忽然带回一个男人，说是新对象，对方经营三温暖及按摩中心，至酒店消费与邹家宣看对眼。

邹宜平说这个叔叔对她极为疼爱，每个月零用一万，还时常带她与她母亲出门旅行；他养了一些小弟专门围事三温暖及按摩中心，那些小弟见了她「小姐」「小姐」地喊，偶尔她也会喊那些小弟为她跑跑腿。

她再不愁吃穿，再不怕人嘲笑，人生从谷底爬上云端。

会认识沈观纯粹巧合。

她小时候从父亲口中听过沈观的名，那时他与沈大华尚未交恶，时常聚在一块饮酒，他常说：「你大华叔的女儿沈观才大你两岁，有机会让你跟她认识，应该玩得起来。

」

虽未曾见过沈观，但这名字她牢牢记在脑海，一听到沈观道出「我姓沈，单名观」时，便已明白其身分，那顷刻间有一种难分明的情绪促使她想要接近沈观。

她表面对沈观热络，心仍仇视沈大华一家，但未想过对付沈家，只是几次与沈观接触，见她处事沉稳冷静，态度淡然，举手投足间又有几分自信，她心里有些不以为然。

凭什么她心里积怨多年，过着愤世嫉俗的日子，沈观却能活得那样自在淡然？

几次跟沈观抱怨餐厅客人，沈观一副宽容的姿态劝慰她，要她多给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