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组人员彼此之间很少说话，陷入不可名状的沉思之中。

招待所的门外是一条长廊，长廊的边沿有一个不到半人高的矮墙。

领航员将一条腿放在矮墙上，低着头在画着什么。

服务员小魏坐在墙上，一只手托着带有稚气的脸庞，瞪着大大的眼睛向远处眺望着。

副参谋长陈联炳两手背在后面在走廊上不停地走来走去。

只有通信员老陈静静地脸朝上躺在床上，两手交叉放在头下，默默地在想心事。

我抬头向大家扫视了一眼，论飞行岗位，在单位每个人都是精明强干的空勤尖兵，人民空军的空中骄子。

眼下的四个人，两位飞行员、一名领航员、一名通信员，可以组成一个完整的、一流的空勤小组。

可是，再看看每个人的装扮，除了头上戴的军帽和上身的夏季飞行服之外，根本看不出像个在外执行任务的空勤机组。

机组平时出差在外，除带上必需的航行资料外，还要带上洗漱用具和洗换的衣服，每人起码有两个包或一包一箱，有的甚至还带着学习的书籍和杂志等。

可眼下的机组，除了我本人同领航员老李因潘景寅加16吨油的消息多带了一个装有两件备用衣服的提包外，其余的两个男人，连牙具、毛巾都没有带，连身上仅有的夹在腋下的航行资料包也放在飞机上被带走了。

每个人都共同想到的北京‐山海关往返飞行时间最短的任务，现在却变成了出差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我们苦苦热爱的飞行岗位来说，从短短30分钟的航行开始，已踏上了远离飞行岗位的不归路。

我下意识地摸了一下上衣口袋，发现里边装着一把自行车钥匙，这是我9月12日星期日下午，利用任务值班的时间，将自行车擦干净后，钥匙也就顺手装进夏季工作服的上衣口袋里。

抚摸着手中的钥匙，我顿生思家之情。

自从1970年改飞三叉戟以来，由于任务繁忙，我基本上没有在家度过一次节假日。

工人出身的妻子很支持我的飞行事业，她深知当军人之妻难，当飞行员妻子更难，让丈夫分心多了，会影响飞行安全，就一个人挑起了全部家庭重担。

记得，有一次她因不满周岁的儿子生病打电话给我，我急于到一楼找领导请假，我的宿舍本来是在三楼，回来时情急中我跑到二楼对应的房间破门而入，引起笑话。

虽是一件小事，但妻子却想到如果是在飞行中出了问题事情可就大了。

从那以后，妻子再有急事，就争取一人处理，尽量不让我知道，使我将全部精力集中放在飞行工作上。

此外，每次执行任务回来，她从不向我打听拉哪位首长到什么地方去了。

一来是为了保密，组织规定，执行任务归来，就连身边的同志也不能谈论有关专机任务的去向及乘机首长的情况，更何况是在家里。

二来时间长了，在家里也养成了习惯，谈话中不主动涉及这方面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