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可能是装修工干的，我不确定。”

“还有什么？”

霍桑停了下来，嘴里半叼着烟，那双乌黑的眼睛质疑地看着我：“这还不够吗？”

“我不知道。”

我说。

没错，我是从一名作家的角度去看理查德·普莱斯谋杀案的。

事实就是，在这个阶段，不管怎样，我不太在乎是谁杀了他。

阿基拉·安诺显然是头号犯罪嫌疑人，而且有趣的是，尽管我从未读过她的任何著作，但我知道她的名字。

不过更重要的是，如果我要写第二本有关霍桑的书，至少要写八万字，而且我已经在考虑是否有足够的素材了：阿基拉用一个瓶子威胁普莱斯，普莱斯被人用瓶子杀死，阿基拉干的，故事结束。

还有一件事让我感到困惑，被杀的是一位离婚律师。

我与律师并无芥蒂，但与此同时，我一直尽量避免与律师打交道。

我不懂法律，也从来没有想过，一件简单的事情（例如商标注册）最终会耗费我几个月的时间和数千英镑的收入。

甚至立遗嘱也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一旦律师给我办完了立遗嘱的事，能留给我孩子们的就少得可怜了。

我很喜欢写戴安娜·考珀，她是一位著名演员的母亲，清清白白[3]。

但是理查德·普莱斯是一个靠别人的痛苦为生的人，我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样的灵感呢？

霍桑喃喃地说：“还有一件事。”

他一直紧盯着我，仿佛能洞察我的想法，事实证明，他真的可以做到。

“什么事？”

“有一瓶酒，是一九八二年产于波亚克的拉菲葡萄酒。”

霍桑说外语时，好像每个字都是一种侮辱，“你懂葡萄酒吗？”

“不懂。”

“我也不懂。

但有人告诉我，这酒至少要两千英镑。”

“也就是说，理查德·普莱斯的品位很高。”

霍桑摇了摇头：“不是，他是禁酒主义者，根本不喝酒。”

我想了一会儿。

一位著名女性主义作家的公开威胁，一条用绿色涂料写就的神秘信息，一瓶价格不菲的红酒。

似乎也不是不可以写成一本小说。

但是……

“我不知道，”

我说，“我现在很忙。”

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

“你怎么回事，老兄？我还以为你会抢着接这个案子呢。”

“你能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吗？”

“我现在就要去现场。”

我沉默了片刻。

“我只是想知道，”

我嘟囔着，几乎自言自语道，“你刚才说的那些，关于迈克尔·基臣，还有我手机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