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坐在餐桌上垂头细嚼慢嚥，助听器放在房里的桌上。

可就算我听不见，不去读家人们的唇语，也能感受到气氛的不对劲。

我知道我辞了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从此回来长住，家里人谁都高兴，除了大哥大嫂。

要是我能长长的，完整的说好一句话，我也想告诉兄嫂：你们以为我乐意回来，接阿爸彰化那间米搅阿的经营权？我如果能上庭为人出声辩护，除了帮忙准备上庭资料、拟状纸、还能当上真正的主辩律师，我根本不屑接管家业，让那些大学同学们的嘲笑坐实了！

想到那些明褒暗贬的调侃，说我是田侨仔子（土财主的儿子），阴阳怪气的叫我刘少爷，什么将来是钱财富有四方、田园坐拥万甲的刘员外，能娶三妻四妾的……十有七八，我都无法淡然处之。

就像现在，重重放下碗筷，我谁都不看的推椅起身，将自己再度锁回房里。

叼着一根菸，从红筒子里拿出毕业证书平放在桌面，我拿着美工刀顺着直尺的边缘，将这张废纸割成细长条状的一堆纸屑。

第一学府法律系法学组毕业又如何？我，刘志彦，就是个不折不扣、无可药救的哑巴。

从小学四年级，我就戴上了助听器。

可是，助听器毕竟不是人耳，直到现在，我连发音，都无法靠自己确认是否准确。

工作上的挫折，比发音还要靳折我的志气。

出庭的资料准备得再齐全，状纸写得再好，委託方总也只记得主辩律师的功劳。

在事务所当一辈子助辩，也许引我入行的学长愿意，可其他几个合股的呢？

现在还好。

再过几年，给我的薪资也就不划算了，还不如再请过刚毕业的新助手，这一行一直都是这样的，升不了主辩的我，迟早要被淘汰的。

我的条件，当司法官自是无望；搞财经法，我又不怎么感兴趣。

除了回校园从助教一路进修，一路往讲师教授这方向往上爬，我这辈子在法律界再怎么努力，也不容易混出什么名堂。

公司行号聘请有实职有薪酬的法律顾问，很少会请个毕业未满一年的毛头小子去当。

刚好在我越来越灰心的时候，大姊又替父母来游说我。

那次是因为官司败诉，主辩师兄受了委託方的气回来大发脾气，跟我有了不快，嫁到新竹的大姐几番要我去她家里吃饭我都推搪不去，谁知那天姊夫开车载大姊北上办完事绕过来找我，看我脸色难看，精神萎靡，说什么都要跟我吃顿饭再走，也许这就是天意，代表我往后遇到他，纯粹是在劫难逃。

姊夫在新竹的南门市场做贡丸批发，很懂怎么看人说话。

在餐厅里，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慢慢的开解我，我看着他跟大姊一脸的不捨得，读着他跟大姊的唇语，任手给大姊捉着搓，整颗心都让他俩揉化了，化成血红且酸涩的洛神花汁，大姊给我擦了脸，我才发现我在半醉半醒间，竟落下了男儿泪……

北上读书，第一天在寝室的被子里；就业之后，第一次请大姊、姊夫在这城市吃饭。

将近五年的时间，我总共在这处人才济济的繁华都市，掉过两次泪。

也因吃到羹，知道自己几两重，我才会半推半就的落入姊夫大姊给我下的套，让他俩趁虚而入。

这便是我现在困在房间里苦苦忍耐，不像以往受了气背包一揹就往火车站走的原因。

我答应大姊，回家帮阿爸完成他的心愿，将米搅阿转型成现代化、自动化的碾米厂，申请出自有品牌与商标，变成一家正式的公司。

君子一言九鼎。

我已经不是个孩子了，说出口的话，我必须负责到底。

不能食言。

边这么想着，我似乎又找到答应大姊那时的心境。

将嘴里的菸按进菸灰缸，拿起助听器戴上，我一把抓起那些细长的纸屑走出房门，走进客厅。

大哥大嫂不在，阿母大概还在厨房，只有祖父母跟父亲坐在藤椅上看电视。

三个长辈看到我，不约而同的都带着小心翼翼的关怀望向我，我的自尊心很强，他们不敢出口安慰，就怕我犟起来又要不理人。

站到父亲面前，我将细纸条放在他的茶杯前，比着手语：我答应的事，绝不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