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

笔记中使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

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符合我的本意。

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

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ldo;精神掠夺者&rdo;的做法。

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

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

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

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

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

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

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

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

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iddot;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ldo;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

&rdo;在这期间，我已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

几年后，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iddot;施罗德号外》的连载。

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所措。

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

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

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机的后边等待着内政部长弗里克对我刚刚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