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

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

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iddot;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iddot;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

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

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

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

由于参与了1923隼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

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ldo;先锋队&rdo;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

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

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

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

当奥托&iddot;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

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ldo;褐色大厦&rdo;，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

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

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

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

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iddot;a&iddot;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iddot;希特勒。

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和格雷戈尔&iddot;施特拉塞。

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和格雷戈尔&iddot;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

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

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

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iddot;普费弗尔&iddot;冯&iddot;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