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

他说：&ldo;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

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

&rdo;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持墨索里尼去了。

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ldo;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

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rdo;

这天，他还同情我。

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iddot;弗莱施纳。

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iddot;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

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ldo;合作&rdo;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

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

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

可就是实现不了。

我被监禁

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

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夭，以便接受&ldo;专家们&rdo;的审讯。

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

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

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

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

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ldo;曾属于希特勒&rdo;的打字机。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ldo;伯伦住宅区&rdo;。

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

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

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ldo;纳粹猪猡&rdo;等等。

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