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

走过长廊的时候。

我设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

进了牢房之后，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

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衣也得脱掉。

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

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查。

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

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来。

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

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5000马克。

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

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16张表格。

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

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

这床被子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

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

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

从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

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

然后开始嚎叫，直到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

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

牢房本身是很暗的。

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影子。

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

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

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

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

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iddot;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

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ldo;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