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结果不遂人愿，汪世显还是与南宋四川官员保持着良好关系，在金国灭亡后，依然积极与南宋通好，然内附一事终究难成。

当蒙古大军兵临巩昌城下时，汪氏必须要作出抉择，思虑后叹道：&ldo;宗祀已矣，吾何爱一死，千万人之命悬于吾手，平居享高爵厚禄，死其分也，余者奚罪?与其自经于沟渎，故殉一时之节，孰若屈己，纾斯人之祸。

&rdo;于是举城向蒙古皇子阔端投降。

与南宋置之不理的冷漠态度截然相反的是，刚刚兴起的蒙古极为看重汪世显的归附，任命他仍然为巩昌等处便宜都总帅，并赐予大量珍宝。

由于汪世显及其家族在陇右极具影响力，且熟悉四川山川地形，其投降蒙古的重大战略意义不久即显露出来‐‐

当时蒙古已经灭掉西夏和金国，要完成天下混一，除了西征之外，就只剩下偏安于东南的南宋王朝。

南宋生于忧患之中，在金人金戈铁马的追杀中立国，从宋高宗开始，就奠定了屈辱求和的基调，&ldo;苟安&rdo;成为国策。

虽偶有对金开战之举，但均只是皇帝或权臣转移国内矛盾的政治需要，当政者从来没真正有过恢复中原、还我河山的信心和勇气，因而历次北伐无一例外均以惨败告终。

自宋孝宗之后，南宋朝政日益腐败，统治者只知醉生梦死，得过且过。

到蒙古崛起时，南宋在位皇帝为来自民间的宋理宗赵昀，多年来碌碌无为，正忙着提倡扶植程朱道学，根本看不到强邻的威胁和亡国的危机。

而执掌朝政的权相史弥远则恣意专权，大力打击异己，朝政一片昏暗。

又试图趁金国疲于应付蒙古铁骑之时落井下石，以雪百年之前的&ldo;靖康之耻&rdo;，甚至不惜与蒙古结盟，虽然成功灭金，却也再次上演了引狼入室的悲剧。

端平元年（1234年）初，南宋与蒙古联军攻陷蔡州城，金国灭亡。

同年五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召开忽里勒台大会，除了决定派遣诸王长子西征外，还宣布要对南宋&ldo;躬行天讨&rdo;。

是年秋，蒙军分兵三路大举南侵，宋、蒙战争全面爆发。

然与之前无往而不利不同的是，蒙古军南下攻宋相当不顺利。

南宋虽积弱已久，君臣习于苟安，爱国志士横受压抑，宋军孱弱，力不足以御侮，却有横贯东西的天然屏障‐‐千里淮河和大江。

蒙古军以骑兵见长，不习水战，难以涉渡天险。

起初对金国用兵时，蒙古军亦曾为黄河所阻，&ldo;盘旋积岁，竟不能过黄河，以遂其不夺不厌之志&rdo;。

后来还是有人暗中指点，告知&ldo;河之尾有路，可以转入&rdo;，蒙古军遂有先灭西夏，而后绕至河尾假道西夏西境攻金之策略。

而最终蒙古灭金，仍是假道宋境，&ldo;逾积石，践蜀境&rdo;，避开了黄河天堑，此迂回战略即为著名的&ldo;斡腹之计&rdo;。

鉴于蒙古军在攻宋正面战场上遭到了一系列的失败，窝阔台决定还是采用斡腹的老办法，即避开淮河、大江，出奇兵绕道西南，从侧翼进攻南宋，巴蜀则被选为进击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