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帝国之殇（1）

张晓波

爱新觉罗&iddot;奕詝

大清帝国倒数第四位君主，爱新觉罗&iddot;奕詝，位仅十一年，却成为大清帝国转折期最重要的皇帝。

奕詝的父亲道光帝，尽管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让帝国蒙受了耻辱，但留给他的，依旧是一个外表强大的帝国。

因此，奕詝即位之初，即坚信自己将继承大清帝国康熙大帝、雍正帝以及乾隆帝的事业，使帝国安宁太平，永享荣华，是以，以&ldo;咸丰&rdo;为年号。

无论是奕詝本人，还是当朝的大臣，甚至是普通的士子，都不会想到，这位短命的君主即将以蒙受大清帝国最大的屈辱而一命呜呼。

并且，从此之后，大清帝国走向了衰败与灭亡。

咸丰帝继承的，是乃父乃祖的宏图大业，留下的是破败的帝国。

咸丰帝本人，并不算是昏聩的君主，尽管后世一直认为其六弟奕欣的政治才华和创新程度远在他之上，但如果站在当时的政治角度来看的话，不得不认为，道光帝谨慎而小心地选择一位保守、尊奉祖制的儿子作为异日帝国的君主，并不能说是一个失误，而是符合帝国守业期的原则的。

自

努尔哈赤到乾隆帝，满洲先祖的功业实在太显赫，对于继承者来说，能守住祖宗的江山社稷，已是莫大的功绩。

显然，有些轻佻的奕欣是难以担当帝国君主的大任的。

时人没能象我们一样同时拥有幸运与无知，因为我们总喜欢站在历史后面评论前人决策的正确与失误。

帝国？帝国！

帝国。

1793年，英使马噶尔尼朝见乾隆帝。

在他的使命失败之后，说了一番话，是在现在引用频率颇高的，&ldo;大清帝国就象一艘航行在危险海域的旧战舰，尽管庞大无比，但只要一个尖利的礁石，帝国便极有可能随时触礁&rdo;。

如果不是刻意的话，我们可以理解这位英王使臣的情绪，因为礼节问题而产生的外交隔阂，并最终导致了他的使命的失败。

失落之情转为愤怒，这是近乎常理的。

一位八十岁的天朝老皇帝以他固有的刚愎与自傲狠狠地甩开了英帝国伸过来的手。

我相信，英国，即便是工业革命的新贵，但仍旧只能以一个的暴发户的狡诈打量着这个自负年老的贵族‐‐中华帝国，尽管双膝下跪还是单膝下跪似乎在这场外交争端中来得如此的突兀，但并不妨碍中华帝国高层的政治决策：英国，不过是千万夷狄之中的一个。

帝国在延续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正确的&ldo;中华‐‐夷狄&rdo;的政策。

现在，这场乾隆末年的&ldo;外交&rdo;礼仪之争的意义已经被无限放大到了&ldo;落后‐‐进步&rdo;的叙事框架之中了，而事实上，这个叙事框架真的有效的话，落后是被迫执行（或半执行）中华礼仪的英使臣所指代的英帝国。

如果非要寻找对于帝国不满的蛛丝马迹，我们大约可以从任何一本使节的著作中找出相同的意思的字段，包括对清王朝最为忠心的属国越南与朝鲜。

那么，使马噶尔尼失望的那个帝国是否处在我们想象中的中衰的帝国？或者马噶尔尼实际上是指代着对于&ldo;帝国&rdo;这一意识形态本身的不满。

或者说，是海洋对于大陆的不满。

在从努尔哈赤直到康熙大帝长达一个世纪的扩张之中，满洲，这个曾经东北的少数民族现在统治者原先汉族政权帝国所拥有的版图，甚至更加放大了。

建州女真吸纳汉族儒学思想，构建了一个在版图上仅次于元朝的庞大帝国。

帝国内部庞大的农业生产系统，不仅满足了肉食者的满洲贵族以及帝国庞大的陆军‐‐八旗和绿营，更使帝国本身无求于外部世界。

在乾隆帝充满自信的拒绝中，实质并不是帝国的衰弱与盲目的自大，而是大清帝国根本无法理解一个新兴海权帝国的贸易要求。

贸易，在大清帝国看来，可有可无，但却是海洋国家‐‐英国的生命线。

现在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实际上也是&ldo;现代&rdo;自我合法化的论证方式。

清帝国无法接受&ldo;现代&rdo;的政治规则而终于被历史潮流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