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方面军是一九三四年十月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一九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

而红二方面军是一九三六年初开始作北上的转移，途中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同年十一月到达陕北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由此可知：周大勇一九三六年初加入红军，后来又随红二方面军长征，是符合历史情况的。

作者　一九五八年九月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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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印后记

《保卫延安》出版，二十五年了。

关于它，我从未为报刊写过一个字。

倒是用了好多年的时间，在侮辱和践踏中写了许多材料，&ldo;交代&rdo;自己因为写了它而犯下的&ldo;滔天罪行&rdo;。

在那些年月里，我曾千百次在心里问自己：难道一个人少年投身革命，在艰苦环境中出生入死，为的是和广大群众一道来争取这样一种&ldo;命运&rdo;吗？

一九四七年夏初，敌人大举进攻延安之后不久，我到了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即后来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军。

跟随部队参加了许多次战斗，走遍了西北的大部分地方，穿过沙漠、草原、戈壁，越过数不清的高山峻岭和大小河川，直到一九四九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

这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给予我的教育是永世难忘的。

因而，部队抵达祖国边陲，还在硝烟弥漫中继续追剿残敌时，我便着手来写这部作品了。

这一场战争，太伟大太壮烈了。

随便写一点东西来记述它，我觉得对不起烈士和战争中流血流汗的人们。

然而要写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我们现有的描写战争作品的水平上有所提高、有所创造，又谈何容易！

先不说我的阅历、学历、对文学的研究、对艺术的理解和写作技巧的掌握以及其他方面的修养等等，单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就使人望而却步！

那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语言不通，风俗迥异，没有任何图书资料可供参考；所依靠的是一本油印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部队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的总结；新华社在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再就是我在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

还有在战争中所写的日记，近二百万字。

衷心感谢新华社对我的培养和新闻工作使我得到的锻炼，因为它要求你努力学习；要求你不仅看到一些具体的战斗，以及许多看起来是孤立的事件，而且要求你瞩目于西北战场、瞩目于全国各战场，以至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

如果没有这个条件，钻在遥远边疆的刚刚从反动派手中夺取的简陋营房里，必然眼光狭小，因而也只能就事论事，要想写一部较有分量的长篇作品，那是不可能的。

在以往的岁月里，人们忙于打仗，顾不上写有关战争的规模较大的作品。

当时，写农村生活和土地改革的长篇，还有几部，写民兵和游击队斗争的作品也有一两部，而写我人民解放军作战的作品，除了个别长篇和中篇小说之外，还有一些短篇小说及报告文学作品。

我反复读过这些作品，并且从中获得不少教益和启示。

但是，这些已有的成就和经验，是不够的。

这就是说，在描写革命战争方面，既要求助我们当前已有的成就，而更多地是求助于以鲁迅先生为首的中国新文学，以及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和苏联革命初期的文学名著等。

当时清醒地估量了自己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