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30日和2月2日，罗荣桓又致电山东分局并报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对分局领导的意见，指出：这决不是由于困难来抱怨，而是为了认真总结沂蒙山区反&ldo;扫荡&rdo;的严重教训。

罗荣桓还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责任。

他建议分局召开一次扩大会议，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开展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刘少奇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1941年5月前称中原局）和新四军政委。

1941年1月至4月，山东曾受中原局领导，刘少奇对山东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罗荣桓等建议由他到山东来检查工作。

这时，恰好刘少奇要返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1941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在苏北的刘少奇，指出：山东&ldo;发生争论为时已久……你经过山东时请加考查予以解决&rdo;。

同时，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对山东领导干部的配备提出了初步设想。

3月3日，中央书记处又就解决山东领导问题分别给刘少奇、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发出电报。

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系统地介绍了山东情况和意见分歧的来龙去脉。

在给山东分局、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电报中，中央分别要求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得团结和统一。

3月18日，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及随从人员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启程。

教导5旅13团团长周长胜率部护送他们穿越日伪军的数道封锁线，115师派教导2旅旅长曾国华率部队到陇海路以南迎接。

4月10日，刘少奇一行到达山东分局和115师驻地临沐县朱樊村。

由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会期已经临近，所以，刘少奇一落脚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115师的两位领导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的敌我友三角斗争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但与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大量材料，并从当地其他干部和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

在掌握了全面情况以后，他先召集山东分局委员（朱瑞、罗荣桓、陈光、黎玉）以及肖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刘少奇首先肯定了抗战以来山东工作的主要成绩：建立和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日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新四军，由此使共产党在山东站稳了脚跟，造成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

同时，他也指出共产党山东领导层在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主要是未能完成中央1939年11月提出的&ldo;应争取我们力量在各方面的优势&rdo;的任务。

而事实上，在山东的各种力量的座次排列中，共产党、八路军的力量只是位居第三，1940年反&ldo;扫荡&rdo;斗争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

刘少奇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的形势，认为：&ldo;力量对比为敌占优势，顽军次之，而我则处于第三……山东敌友我是处于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局面中，谁也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rdo;

刘少奇认为，山东八路军之所以未能取得优势，除客观原因之外，在山东工作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

他指出：开始由于缺乏明确、坚定、独立自主地发动组织群众争取山东抗战领导地位的战略思想，失去了一些建立根据地、争取战略要点的有利时机。

而115师进入山东又比较晚，故未能迅速取得优势。

而有些同志&ldo;对山东形势的估计常是陷于过分乐观，以为自己已有优势，已有领导权，对形势可能的恶化及困难则估计不足&rdo;。

在反对顽固派的斗争中，缺乏坚定的方针与切实的部署，在执行统战政策上，过于信任中间力量，让他们在我们根据地内组织&ldo;抗敌自卫军&rdo;，而我们自己的地方武装，却没有普遍地发展起来。

刘少奇还指出，在党的干部中，阶级观念、群众观念薄弱，减租减息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群众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

他认为这是广大群众未能真正充分发动与组织起来的根本原因。

此外，刘少奇还指出山东在锄奸政策上犯有严重错误，这主要是指前一段时间的&ldo;肃托&rdo;，党内存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空谈主义及党八股作风等。

刘少奇提出，今后&ldo;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山东的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游击区，在三角斗争中求得有利于我之若干转变，加强与聚集我之力量，以便迎接国际国内的伟大事变。

&rdo;

刘少奇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得到了在场的全体人员的赞成。

座谈会后，召开了一次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了山东工作的战略方针、部署问题。

不久，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此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朱瑞代表分局按照刘少奇讲话的精神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分局就此报告作出了决议，随即在中国共产党山东各级党组织中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

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形成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渡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走向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