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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持个人形象的完整,胡适被迫做出许多调整。
结果他的行为每与其在留学时立下的志愿不甚吻合,特别是留学时较强的民族主义被压抑到最低点(但也只是压抑而已,此情绪仍存在于其胸中,有触动就要发作)。
例如,胡适本强调知历史而后能爱国,在其文学革命的“誓诗”
中,原来是要“收他臭腐,还我神奇”
,以昌明正宗的国学;后来却不得不以“整理国故”
出之,更不得不对人诠释为是要“打鬼”
,一变为截然相反的“化神奇为臭腐”
。
[64]这样,胡适在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社会角色时,就再次增强了他“超我”
一面对“本我”
的压力,也就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
胡适态度的这一根本转变,除了他那传教士角色的认定,就是国内环境的影响使然。
有此思想基础,主张容忍比自由更难得的胡适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
而且并非只有胡适如此。
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时,虽以兼容并包为宗旨,其实也不是完全兼容。
就像他在答林纾的信中所说,他就不容纳“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
。
蔡在北大所聘的旧派教授虽不少,却并不聘桐城派之人。
同样,讲究民主的陈独秀以为,“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就不能“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
;对付之道,“唯有痛骂之一法”
。
[65]
问题在于,什么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
“愚蠢”
和“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并无一个悬在那里的客观标准。
也就是说,蔡元培实际上可以不兼容并包任何他以为是已被自然淘汰者;胡适可以不容忍所有他认为是愚蠢的事物;而陈独秀也可以痛骂一切他认为是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
这再次体现了受辛亥革命影响的革命心态和胡适爱说的“正义的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