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十年代，后来的许多人心里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概念，认为那是一个毫无拘束的自由放任的时代。

在这本书里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对二十年代的体会是另一样的。

在那时候，大学生们还是一些无党派人士，他们力争&ldo;高校自治&rdo;、集会权、反对用政治常识充斥教学大纲。

得到的回答就是逮捕。

每逢节日（例如一九二四年五一前夕）就大抓一次。

一九二五年列宁格勒大学生（约一百来人）因为阅读《社会主义通报广，钻研普列汉诺夫著作，被判了三年的政治隔离（普列汉诺夫本人青年时代在喀山大教堂旁边做过的那次反政府演说，付出的代价要便宜得多）。

一九二五年已经开始把第一批（年轻的）托洛茨基分子投入监狱（两名天真的红军战士记起了俄国的传统，着手为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募款也得到了政治隔离）。

不消说，剥削阶级也没有逃脱打击。

对尚存的旧军官的耗磨工作，在整个二十年代持续不断地进行着。

其中有白军军官（在国内战争时期没有犯该枪毙的罪行的）;有在两边都打过仗的白军一红军军官，有仅在红军中服务过一段时间或者中途有间断而无证明材料的前沙皇军官。

说&ldo;耗磨&rdo;是因为对他们不是一下子判给刑期了事，他们要经过（也是一种牌阵!）无穷无尽的审查，工作受限制，居住地受限制，抓进去，放出来，又抓进去只是经过了这些步骤他们才一去不返地被送进劳改营。

然而，把军官们送往群岛，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告终，而只是开始：因为军官们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在外面。

运用绝对正确的社会分析方法，很容易预见到这些人在一家之主被捕后有什么样的情绪。

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逼着当局把他们也关起来。

于是，又多冒出了一股水流。

在二十年代，对参加国内战争的哥萨克宣布了大赦。

许多人从利姆诺斯岛返回了库班，得到了土地。

后来他们都被关进了监牢。

所有以前的国家官吏都躲了起来，也必须加以搜捕。

他们巧妙地伪装自己，他们利用当时在共和国里既没有身份证制度，又没有统一的劳动手册，混进了苏维埃机关。

偶尔的失言、偶然被认出、邻居的告密……不，不是告密，而是战争情报，全都帮助了对他们的揭发。

（有时纯属偶然的机遇。

有一个叫做莫瓦的人，出于对秩序的单纯的爱好，在家里保存了一份过去的司法官员名单。

一九二五年偶然在他那里发现了这份东西统统被抓，统统被枪毙。

）

这样，&ldo;因隐瞒社会出身&rdo;、因&ldo;原社会地位&rdo;的水流便一股一股地流起来了。

这类罪名可以做很广泛的解释。

在被抓之列的有作为社会阶层的贵族，有他们的家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