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无缺陷的制度只能由执行者的缺陷来加以缓和。

有些求知心比较强的侦查员喜欢利用这种&ldo;空白&rdo;的审讯来扩大自己的生活经验：他们问受侦查人关于前线的情况（关于那些他们老是没有时间躺到下面去的德国坦克）;关于犯人去过的那些欧洲和海外国家的风俗习惯;关于当地的商店和商品;特别是关于外国冶游场所的规矩和各种有关女人的事情。

依照诉讼法典，检察长应当密切注视每一个侦查案件的正确进行。

但在我们的时代，谁也没有在表示侦查即将终结的所谓&ldo;检察长讯问&rdo;以前看到过他。

我也被带去受过这种讯问。

科托夫中校‐‐一个平静的、保养得很好的、无个性的淡黄头发的男子，既不凶恶也不善良，一般说什么也不是，坐在桌旁，打着呵欠，第一次浏览我的案卷。

他当着我的面还用了十五分钟光景的时间默默地去熟悉案情（因为这种讯问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也是要登记时间的，所以没有必要在登记的时间之外去查阅案卷，何况那样还要把案情细节在脑子里记住几个小时）。

然后他抬头用冷淡的眼光瞧着墙，懒洋洋地问我对自己的供述有什么补充。

他本来应当问：我对侦查的办理过程有什么意见?有否侵害我的意志和违反法制的情形?但检察长们早就不兴这样问了。

要是问了呢?要知道整个这个部的上干间房间的大楼，以及分布在苏联各地的五千所它的侦查大楼、车厢、洞穴和地屋，正是靠违反法制而存在的，因此不是我与他能把这种局面扭过来的。

何况所有多少高级些的检察长都是取得本应由他们加以监督的国家安全邪门的同意才占有自己的职位的。

他的设精打采，他的息事宁人的神气，以及被这些无休无止的愚蠢案件造成的疲劳样子，不知怎地也传染给了我。

因而我没有向他提出关于事实真相的问题。

我只是请求改正一个过于明显的不合理的地方;本案控告的是我们两个人，但对我们的侦查却是分开的（我在莫斯科，我的朋友在前线），因此，承担诉讼的是我一人，而提出的控告则是依据第五十八条11，就是说，作为集团、组织。

我审慎地请求撤销第11分条的这个附加罪名。

他又花了五分钟时间翻了翻我的案卷，喘了口气，摊开双手说：

&ldo;有什么办法呢?一个人‐‐是一人，两个人‐‐就是人们。

&rdo;

他按了一下铃，让把我带走。

不久，在五月末的一个夜晚，我的侦查员又把我传唤到那间壁炉大理石台上放着带有雕像的青铜座钟的检察长办公室里去履行&ldo;第二百零六条&rdo;，依刑诉法典条文规定，办理让受侦查人阅看案卷并作最后签名的手续。

侦查员毫不怀疑会从我这里取得签名，便坐在那里急急忙忙地写起诉书了。

我打开厚夹子的封面，在封面内侧贴着一张铅印的条文，我在其中读到了令人震惊的东西：我原来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就有权对侦查的办理不当提出申诉‐‐而侦查员则必须把我的这些申诉依时间次序入卷!在侦查的进行过程中!而不是在侦查终结后……

唉呀!这个权利，后来跟我一起坐牢的几千个囚犯中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继续往下翻阅。

我看到了自己的书信的照相复制件和不知名的注释家（如利宾大尉之流）对其中含意的完全歪曲的解释。

还看到了大尉把我那小心的供词变成的夸张的谎话。

最后还看到了那个不合理的地方，即我，一个单干的，却作为&ldo;集团&rdo;受控告!

我不很果断地说：&ldo;我不同意，您的侦查搞得不合规矩。

&rdo;

&ldo;那好吧，一切从头来吧!&rdo;他不祥地咬紧了嘴唇，&ldo;我们把你弄到关伪警的地方去。

&rdo;

甚至好像已经伸出手来要夺走我的&ldo;案&rdo;卷（我马上用一根手指头把它按住）。

落日在卢宾卡五楼窗外的什么地方放射着余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