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为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感到吃惊，他却觉得周围发生的事情都在意料之内‐‐正因如此，他在监室中是完全孤独的。

我一年后才理解了他在监狱中的行为：我又回到布蒂尔卡，在七十个监室之中的一间里我遇见了亚谢维奇的一些年轻的同案人，他们都已判了十年和十五年。

在一张卷烟纸上印着他们整个集团的判决，不知何故却落在他们手中。

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亚谢维奇，给他的判决是‐‐枪决。

原来他从桌子到门之间来回踱步时，用那没有衰老的眼光透过墙壁所看到的、所预见到的是这个呀!但是，忠于生活道路的毫不后悔的意识给了他以不寻常的力量。

在流亡分子中间也有我的一个同龄人伊戈尔&iddot;特朗科。

我同他交上了朋友。

两人都是衰弱的、干枯的，灰黄色的皮肤包着骨头（当真我们为什么这样垮了下来?我想是由于精神上的惘然失措）。

两个人都是瘦长条儿，在布蒂尔卡放风的院子里，一阵夏风吹来就会摇晃，我们老是在一起迈着老年人的小心步子，谈论我们生活的对比。

我与他在同一年生于俄国的南方。

当我们两人还在吃奶的时候，命运之神就从他的破旧的袋子中掏出了一根短稻草塞给我，而给了他一根长的。

于是他的小圆球儿就滚到了海外，虽然他的&ldo;白卫分子&rdo;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贫穷的报务员。

通过他的生活设想一下在国外的我这一代同胞的情况，使我感到强烈的兴趣。

尽管家庭收入颇为有限甚至十分拮据，他们仍是在良好的家庭督导下长大的。

他们都受到完美的教育，并尽可能地得到了深造的机会。

他们是在不知道恐惧和镇压的环境中成长的，虽然在他们还没有壮大以前，各种白党组织的某种权威的压力曾经悬在他们头上。

他们长大了，但没有染上那些笼罩整个欧洲青年的时代恶习（犯罪率高，生活态度轻率、无所用心、放荡）‐‐这是因为他们好似在家庭的不可磨灭的不幸的阴影下长大的。

他们生长在不同国家，但是都把俄国当做是自己唯一的祖国。

他们的精神教育来自俄国文学，由于他们的祖国仅止于文学，文学的背后并不存在第一性的实体的祖国，因而更受他们珍爱。

他们接触的现代出版物比我们范围广泛得多，内容充实得多，而偏偏苏联的出版物他们见到的很少，他们对这个缺陷感觉得最尖锐，他们以为，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不能理解关于苏维埃俄国的主要的、最崇高最美好的东西，而他们所获知的都是歪曲、谎话、不完全。

关于我们真实的生活他们只有最贫乏的概念，但怀念祖国之情是那么深切，如果在一九四一年对他们发出一声召唤，他们便会纷纷加入红军，甚至会感到去死亡要比活下来更为甜蜜。

这批在二十五到二十七岁的青年已经有了并坚持了某些与年老将军和政治家们的意见不相符合的观点。

例如，伊戈尔的小组是&ldo;非预决派&rdo;。

他们宣称，没有与祖国分担过以往几十年的全部复杂重负的人，对于俄国的前途便没有任何决定权，甚至没有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只能前去为人民所决定的东西贡献力量。

我们一起在板铺上躺过了许多时间。

我尽可能地理解了他的世界，这个会见向我揭示了（以后其他的会见也证实了）一个观念，即内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精神力量的外流，从我国带走了俄罗斯文化的一个巨大而重要的分支。

而每一个真正热爱俄罗斯文化的人都将力求使这两个分支‐‐本国的和国外的‐‐重新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