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名囚犯是一个德国平民，穿着一套黑衣服，黑大衣，黑呢帽。

他已经五十开外了，个子高高的，保养得很好，有着一张吃白净粮食养成的白净的脸。

我排在第四对，押解队长鞑靼人军士用头示意，要我拿起放在一旁的我那只贴上封条的箱子。

在这只箱子里装着我的军官用品以及在我目睹下取得的判我的罪用的全部书面证据。

怎么说‐‐拿箱子?他，一个军士，想要我这个军官拿着箱子走?就是说，拿着新的内务条令禁止的大件物品走路?而旁边却空手走着六名列兵?还有‐‐一名战败民族的代表?

我没有那么复杂地向军士表达这种种想法，只是说：

&ldo;我是一个军官。

让德国人拿吧。

&rdo;

听到我的话，囚犯中没有一个转过身来：转身是禁止的。

只有和我并排站着的那个，也是su，惊异地瞟了我一眼（当他们离开我们军队的时候，这个军队还不是这样子的）。

然而，反间谍机关的军士并没有感到惊异。

虽然，我在他的眼里当然已经不是军官，但他和我所受到的训练是相同的。

他把那个毫无过错的德国人叫过来让他拿箱子，好在他连我们的话也听不懂。

我们其余的人，都把手背了起来（战俘连一个小背包也没有，他们空手离开祖国，空手回到祖国），于是由四对人排成的我们这个纵队便出发了。

我们不会和押解人员交谈，而彼此谈话，无论走路、休息或宿夜的时候……都是完全禁止的。

我们这些受侦查的人，应当像是带着无形的壁障走路，好像每个人都憋在自己的单人监室里头。

正是变化无常的早春天气。

一会地薄雾弥漫，即使在坚硬的公路上走，靴子底下也令人心烦地扑哧扑哧响着稀泥。

一会儿大空明朗起来，淡黄色的柔和阳光，好像对自己的赠赐还不很有把握似的，温暖着几乎已经化了雪的丘岗，使得我们应当离开的这个世界，看上去好像是透明的。

一会儿突然刮起一阵恶风。

从黑云中撒下似乎已经不是白色的雪片，冰冷地扑打到脸上、背上、脚下，湿透了我们的军大衣和包脚布。

前面是六个背影，固定的六个背影。

有时间去反复细看这些弯弯扭扭的丑恶烙印su和德国人背上发亮的黑衣料。

也有时间去反复思量过去的生活和认清现在。

而我却不能。

迎头挨了一棍后‐‐我对现在已经认不清了。

六个背影。

在它们的晃动中既没有赞同，也没有责怪。

德国人很快就累了。

他把箱子不断地倒手，一手按住胸口，向押解人表示已经拿不动了。

这时，和他并排的战俘，天晓得他刚刚在德国俘虏营中尝过什么滋味（或许也感受过仁慈）‐‐自愿地拿起箱子提着走了。

然后其他的战俘也都不用押解人员的命令轮流拿了箱子。

然后又是德国人。

但我除外。

而谁也没有对我说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