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用半个晚上的时间把这些全告诉他们‐‐我怀着那样的自豪感，好像一切胜利和包围都是我亲手干的事情。

但是这时看守把我的床拿了进来，应当没有声响地把它放好。

给我帮忙的是一个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伙子，也是个军人：他的飞行员的制服和船形帽就挂在床栏杆上。

他还在小老头以前就向我问过话，只是不是问战事，而是问有没有烟草。

但是，不管我对我的新朋友们怎样敞开心胸，不管在几分钟内所说的话是多么少‐‐我的这个同龄人及前线战友却使我感到有某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我就对他立即并永远关上了门。

（我还不知道有&ldo;耳目&rdo;这个词，也不知道在每个监室里都应当有这种&ldo;耳目&rdo;，一般说我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好并说出来我不喜欢格奥尔吉&iddot;克拉马连科这个人‐‐而我身上的精神继电器、探测继电器就已经发生了作用，于是我便对这个人永远关闭起来了。

这种情形如果是绝无仅有的，我就不会去提它了。

但是，我很快就怀着惊奇、兴奋和不安的心情感觉到，我身子里面的那个探测继电器的功能变成了我的固有的天性。

岁月流逝，我同几千几百个人在一专板铺上躺过，在一个队列里走过，在一个小队里工作过，这个丝毫不是我创造出来的神秘的探测继电器总是在我想到它以前就已发生作用，在一见到人的脸孔、眼睛，一听到最初的声音时就发生作用‐‐它叫我向这个人敞开大门，或者只开一条缝，或者关得死死的。

这总是那么准确无误，以致我开始觉得行动特派员们为安排眼线而费的工夫完全是瞎忙。

因为谁充当了叛徒的角色，总会在脸上、声音里显出来，有的似乎假装得很巧妙‐‐但不干净。

反过来，探测器还帮助我识别出对什么人初次相逢便可以推心置腹，把足以掉脑袋的隐情和秘密向他公开。

我度过了八年的监禁，三年的流放，还有六年风险丝毫不小于前者的地下写作生涯，‐‐在这十七年里我冒失地对好几十人开诚相见‐‐却一次也没有失误!‐‐这类事情我未见有人写过，在这里写出来仅供心理学爱好者们参考。

我觉得，这样的精神装置在我们中间的许多人身上都有，但是，我们这些过分推崇技术和理智的时代的人，都忽视这种奇迹，不让它在我们身上发展起来）。

我的床已经放好‐‐这时我本应开始讲述（当然是躺着低声讲，免得马上被人从这舒适地方送进禁闭室），但我们的第三个同监难友，中年人，剃头的头顶上已经长出白色的头发楂子，不很满意地瞧着我，带着那种使北方人的面容生色的严峻神气说：

&ldo;明天再说。

夜晚是为了睡觉的。

&rdo;

这是最明智的意见。

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被拽出去审讯并在那里一直呆到早晨六点钟，那时侦查员要去睡觉了，而这里却已经禁止睡眠。

一夜不受干扰的睡眠比世上一切遭遇都更为重要!

我一开口向他们介绍外面的情况，便感觉到一种使我为难的但一下又抓不住的东西，当时就把它明确地说出来我还没有那个能力：（从我们每个人被捕时起）世界上一切事情都反转过来了，或者说一切概念都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拐弯，我那么陶醉地开始讲述的东西，也许对于我们根本不是值得高兴的。

他们转过了身去，拿手帕蒙上眼睛遮住两百瓦的灯光，用毛巾缠住那只放在被子上面挨冻的手臂，象小偷似地把另一只手臂藏起来，于是就睡着了。

我却躺着，充满与人们在一起欢度节目的感觉。

一小时前我还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我和什么人带到一起。

我可能什么人也见不到就在后脑门挨上一颗子弹而结束生命（侦查员老是这样向我许愿）。

我头上依旧悬着侦查的重压，但是它已经远远地退居次要地位!明天我将讲述（当然不是关于自己的案子），他们明天也将讲述‐‐明天将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日子呀，我生活中最好的一个日子（我很早就清楚地意识到：监狱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无底深渊，而是生活中最重大的转折）。

监室里的每个细节都使我发生兴趣，睡意不知消失到哪儿去了，当监视孔中没有人瞧着的时候，我便偷偷地研究起来。

瞧，在一面墙的上边，有一个三砖宽的不大的凹处，上面挂着蓝色纸帘。

我已经打听出来：这是窗子，啊!‐‐在监室里有窗子!‐‐而纸帘则是防空的伪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