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学术流派的变迁（2）

对北大学术历史的源流，对太炎弟子的历史功绩，陈以爱有精到的论述：20年代主导北大文科的太炎门生，多是浙江人。

他们具有相当浓厚的旧学根底；又因留学日本，对西学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这批学者于辛亥革命前返国，靠了同门的关系互相援引，在浙江各府中学任教。

1913年后，主持北大校政的留日学者为了打击桐城派的旧势力，将这批太炎门生相继延揽到北大，使他们顿时成为北大文科的主流派，考证之学也因而成为文科的主要学风。

当1916年底，章太炎的旧交、同样的浙江籍的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后，太炎门生的地位益形巩固。

陈独秀、胡适在北大鼓吹新文学时，也因为得到不少太炎门生的响应支持，在《新青年》踊跃投稿，才使文学革命的声势大张，新文化运动得以席卷全国。

曹聚仁谓太炎弟子是新文学运动期间&ldo;北京大学学术思想的中心，也正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重镇&rdo;，是有根据的说法。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胡适不光是白话文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此中原委，陈以爱是这样说的：1917年被聘为北大教授的留美学生胡适，在初进文科时，对这批太炎门生也表示相当的尊重。

胡适治中国哲学史，对章太炎的相关著作十分熟悉，这使他与其他同事相处时，具有学术交流的共同语言。

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ldo;国学&rdo;的研究价值与发展前景这些核心而关键的问题，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

面对西学的强烈冲击与挑战，胡适提出今日当以科学方法来&ldo;整理国故&rdo;，以期在乾嘉考证学的基础上，将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

胡适的这种融和中西的主张，获得大部分同事响应，&ldo;整理国故&rdo;立时成为传诵一时的学术新口号。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第324页）胡适对太炎门生的尊敬是一回事，太炎门生对胡适的态度又是一回事。

可以说，从进入北大的第一天起，太炎门生对胡适其人就是有成见的。

原因很简单，胡适是陈独秀向蔡元培力荐之下才来到北大的。

在太炎门生们看来，陈独秀连当北大教授的资格都没有，竟当了文科的学长（文学院院长）。

一九一九年四月，陈独秀辞职，表面看是因为私行不检，以致受到舆论与同事的攻击，不得不离开北大。

实际上，驱陈最力的，乃是太炎门生的中坚人物沈尹默。

沈看到安徽籍的陈独秀与同是安徽籍的胡适结为一体，预知必然对浙江籍的太炎门生们不利，必欲驱之而后快。

正好陈独秀私行不检点，授人以柄，其去职也就成为必然。

胡适学历高，人缘好，要下手就不那么容易了。

但胡适也分明感觉到了来自太炎门生的压力，他所以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正是为了在陈独秀去职之后，能在北大站住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