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说在鲁迅的一生中，对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人物，态度或者说是立场有所转变的话，不是去了上海之后，而是去上海之前多少年，已经完成这个转变了。

严格地说，也不叫什么转变，只能说是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也就是跟新文化运动阵营闹翻了。

可以这样说，跟胡适、陈独秀他们一起办《新青年》时，是那个鲁迅，闹翻了还是那个鲁迅。

后来到了上海，跟共产党走到一起，成了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的主将，也还是那个鲁迅。

只是时势不同，气味相投的人也就不同，合作的人也就不同。

有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鲁迅。

怎么可能呢。

鲁迅是个很有个性的人，那么大岁数了，谁也利用不了。

是他自己愿意那么做，是他需要那么做。

前面说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时，我加了&ldo;前期&rdo;这个词儿。

这是非常重要的。

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大将，意思是说，到了后期，他已经不是新文化运动的大将了。

他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就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

如果此后他只是当他的官，当他的教授，井水不犯河水，道不同不相与谋，各自相安无事，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人各有志，不能说当官不是为社会服务，纯粹搞学问不是为国家作贡献。

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3）

这一点，中国的鲁迅研究者们，几乎都没有发觉，美国学者jb格里德几乎是轻易地就看出来了。

在《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一书中他说：

从一开始，鲁迅在气质上就是个局外人，最终他成了一个新文化人物强有力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第318页）

&ldo;青年必读书&rdo;中的暗斗

孙伏园敲响了开场锣鼓

孙伏园不愧是个办报的高手。

在晨报社办《晨报副刊》，办得生龙活虎。

到了京报社，等于是投奔了敌对阵营，更要尽心竭力，要不京报老板会认为他身在曹营心在汉，挣京报的薪水不给京报办事。

这是从消极的方面说。

从积极的方面说，离开晨报是出于无奈，也可说是一种屈辱，京报老板邵飘萍接收了他，等于是给了他一份荣耀。

你晨报不用我吗，别的报纸还请我来呢。

既然来了，就要露一手。

作为一个办报的老手，虽说年龄不大，经验还是足够的。

他知道，要办好《京报副刊》，必须一炮打响，而要一炮打响，就必须一创刊就引起轰动，至少也要一下子就引起人们的关注。

最重要的是争取读者。

当年的读者，全是读书人，读书人聚集的地方，当然是学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