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初10年的后期，这场生机勃勃的反传统运动之物质的与精神的中心就是国立北京大学。

1917年秋，胡适入北大文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

1916年年底以后，蔡元培（1868‐1940）任北大校长，他为把北大提高到其学术上和思想上的杰出地位做了重大贡献。

他的愿望是把北大建成一所真正自由的学校，一所能容忍所有观点的学校。

由于他本人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激进派，一位转向革命的古典学者，所以毫不足怪，北大在他的主持下很快就成了怀疑派和反抗者的聚集之地。

1917年陈独秀（1879‐1942），这位受过日本和法国教育的《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被任命为文科学长。

李大钊（1889‐1927）与陈独秀一起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早期中国皈依者。

1918年初，他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入法学院。

教授语言学的钱玄同（1887‐1939）是一位古汉语语言学家，章炳麟的门徒，他自称自己是&ldo;钱疑古&rdo;。

他也是最早涌现出来的和最热情的新文学支持者之一。

在北大的教员中还有受过英国训练的社会学家陶履恭（字孟和，1887‐1960）以及在日本接受过教育的政治家高一涵（1885‐？）。

在北京的还有，既在北大教书又是与北大集团来往密切的作家周作人和比他更有名气的兄长周树人（鲁迅），周作人是位相当有才华的散文作家。

在1917到1920年之间芸集北京的正是这批非凡的青年人。

26岁的胡适是其中最年轻的人物。

但是，他那无可怀疑的受过西方教育的归国学者身份，他在北大的地位，以及他与《新青年》的联系，都标志着他是这个虽然规模较小但却条理分明，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

他知道，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至少在那些日子里‐‐也会得到人们恭敬的聆听。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85‐86页）

这个稍嫌冗长的叙述，画出了一幅新文化运动初期的将帅图。

蔡元培是当之无愧的主帅。

对陈独秀的作用，虽着笔不多，将他列为蔡元培之下第一人，却是恰当的。

《新青年》的创办人和主编，北大文科学长，这两个身份点到了，也就足以说明他的作用。

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高一涵、周作人、鲁迅，一个个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

而胡适，却是这个&ldo;影响巨大的先锋派的天然领袖&rdo;。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动者，或者说是主要责任人，陈独秀和胡适之间，曾有过一次没有交锋的论争。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中国文化界发生过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参战的文章辑为一书，名为《科学与人生观》，成书前请陈独秀和胡适分别写了序。

陈序写于同年十一月十三日，胡序写于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时两人都在上海，胡看了陈的序后，有不同意的地方，写了篇《答陈独秀先生》让陈看了，陈写了篇《答适之》，这两篇小文章，作为&ldo;附注&rdo;附在两篇序文的后面。

相互辩驳的文章，一个最大的遗憾是，若不能无休止地辩驳下去，截止的一方，多少总会占点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