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之潇洒，是不能跟徐志摩相比的。

这回人家根本就不主张开书目，虽说开了十部，谁都能看得出来，那是应付，不过是他那篇长文章的一个小尾巴。

但这小子多会来事儿，明明是应付，你还不能说他什么。

人家毕竟开了，还是十部，还有那么多的外国书，且有些就是直接用外文写的。

错了，我不该将鲁迅与徐志摩相比。

鲁迅的投票是二月十日填的，徐志摩的文章是二月十六日刊出的。

也就是说，鲁迅填票的时候，徐志摩的文章还没有发表出来，徐志摩又绝不会写好之后给鲁迅看，那么，说徐志摩的潇洒影响了鲁迅的心境，就是诬陷了。

这可让鲁迅作难了（2）

但愿如此。

然而，又未必如此。

先看《华盖集》上《青年必读书》一文后面署的&ldo;二月十日写&rdo;是否确实。

为此事，我写信问《&ldo;青年爱读书十部&rdo;&ldo;青年必读书十部&rdo;资料汇编》的编者王世家先生，王先生回信如下：

有关&ldo;青年必读书&rdo;资料，是全部从《京报副刊》上抄录的，各则均为原貌（即初刊本），后鲁迅将自己的意见辑入《华盖集》中，做过修订：1加了副题；2将&ldo;‐‐但除了印度‐‐书时&rdo;改作&ldo;……读外国书……时&rdo;，即将&ldo;书&rdo;字前移；3最后一句将&ldo;呢&rdo;字删除；4填加&ldo;（二月十日）&rdo;。

也就是说，文末所署的月日，是鲁迅在编《华盖集》时&ldo;添加&rdo;的。

王先生用的是&ldo;填加&rdo;。

为什么要添加呢？不外两种可能，一，鲁迅写文章大都署日期，这篇当初没有署，编集子了就添上；二，有添加的必要。

同是《华盖集》中的文章，隔了两篇的《论辩的灵魂》更像是一篇文章，就没有添。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文章收入集子时都要添加日期的。

那么，给《青年必读书》添上日期，只能说有此必要了。

什么必要呢？只能说是，为了避开什么。

避开什么呢？避开让人说他是&ldo;愤激之辞&rdo;，说他是针对胡适、梁启超、徐志摩他们的。

避开的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说他的文章，是写于胡适、梁启超，甚至徐志摩的文章发表之前。

《京报副刊》是二月十一日开始刊登应答书目的，第一篇就是胡适的，那么只有说是&ldo;二月十日&rdo;了。

也不能太早。

因为孙伏园一月二十九日的《启事》中说&ldo;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rdo;，刊登是&ldo;以收到先后为序&rdo;，鲁迅文章发表的序号是&ldo;十&rdo;，这就不能说的太早了。

《鲁迅全集》的编注者们，不查原件，或是查了原件也不注，全信了鲁迅的添加，又从《鲁迅日记》里找到佐证的根据。

《鲁迅日记》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条下有&ldo;夜作文一篇并写讫&rdo;，注文为&ldo;即《青年必读书》。

后收入《华盖集》。

&rdo;

全集的编注者太糊涂了。

且看鲁迅这几天的日记是怎样记的：

八日昙。

……夜伏园来，托其以校正稿交寄小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