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胡适这个护身符了，雷震一个人顶得住吗？他是否会向权力妥协？那时雷先生还有党内党外开明人士的支持。

后来各有各人的遭遇或顾虑，雷先生得到的支持逐渐减少了。

1951年那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社论闯祸以后，雷先生在回忆录里写到当时所受的干扰：

当时我住在台北市金山街一巷二号，两个特务向对面人家借了一条长板凳，守在门口，香烟和香蕉皮丢在地上。

我家佣人在房上给他们照了一张相，他们全不知道，还有一个特务骑着一辆脚踏车在我住宅四面兜圈子，大概是怕我从后门溜走了。

弄得全家人不安，连午饭也无心思吃。

自此以后，金山街一巷二号住宅，就有人常监视着。

1952年11月，胡适要从美国到台湾了，他对国民党的友善态度明朗化了，至于他对《自由中国》的态度呢？还是个谜。

殷海光和少壮编委都很担心，雷先生从没怀疑过胡适对《自由中国》的支持。

当时在海外，海峡两岸争取的人物，如李宗仁、胡适、钱学森何去何从，非常引人注目。

胡适到台湾，当然是件大事，那时《自由中国》正是受到执政当局威胁的时候，胡适可以为《自由中国》?腰，向当权者讲话，甚至当面抗议。

雷先生要热烈欢迎他，同时庆祝杂志创刊三周年，以壮声势。

胡适到台湾引起一阵轰动，甚至还被人描上浪漫色彩。

传说一位不知名女子迷上他，他到哪儿，她就跟到那儿，在门外等，在窗外看。

《三生影像》雷青天（4）

胡适抵台那天，雷先生要我去机场献花。

我在他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

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

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聂华苓上

那天晚上，雷先生请胡适和《自由中国》同仁在家吃饭。

我心中七上八下。

雷先生和胡先生大概都不高兴我拒绝献花，见面岂不尴尬。

我决定不去。

殷海光坚持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