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藉这个机会请雷先生、毛先生以及帮忙《自由中国》发展的各位朋友们，解除我这个不负责任发行人的虚名，另举一位实际负责任的人担任，我希望将来多做点文章，做编辑人中的一个。

我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呢？我刚才说过，言论自由是要自己争取的。

争取自由是应该负责的。

我们在这个地方，话说错了，要负说错话的责任，违反了国家法令，要负违反国家法令的责任；要坐监的，就应该坐监，要罚款的，就应该负罚款的责任。

据说还有两句话，他终于没有说出：&ldo;要砍头的，就要去砍头。

&rdo;

1958年，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雷先生常去南港看胡适。

雷先生筹组新党时，要求他做新党领袖，他不答应。

可是，他鼓励雷先生出来组党，他可在旁协助，他可做党员，召开成立大会，他一定出席演讲捧场，并引用孟子的话：&ldo;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

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

&rdo;我可以想象雷先生得到胡适这样的鼓励，一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满面春风：组织新党是水到渠成了。

《三生影像》雷震与胡适（2）

1960年6月，他和李万居、高玉树、傅正等十七人开始筹备新党组织工作。

9月4日，雷先生、傅正、刘子英、马之四人被捕。

雷先生被诬为&ldo;涉嫌叛乱&rdo;，军法审判。

《自由中国》被封。

当时胡适在美国开会。

美联社、合众社问他对雷案的看法，他表示雷案应由法院来审理，不应由军法审判。

他避重就轻，不谈原则，只谈枝节。

在台湾特务监视下的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却挺身而出，共同发表声明，表示对于《自由中国》上有问题的文章文责自负。

殷海光写的几篇社论几乎都是雷案中&ldo;鼓动暴动&rdo;、&ldo;动摇人心&rdo;的文章。

据傅正1989年主编的《雷震全集》中的记载，胡适1960年11月18日的日记写着：

总共三十年的徒刑是一件很重大的案子，军法审判的日子（十月三日）是十月一日宣告的。

被告的律师（指梁肃戎立法委员）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可以查卷，可以调查材料。

十月三日开庭，这样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多钟头的庭，就宣告终结了，就定八日宣判了。

这算什么审判？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大学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胡适将在10月23日回台湾了。

毛子水特地从台湾到东京去接他。

毛老先生在两三年前已辞去《自由中国》编辑委员的名义，杭立武、瞿荆州和《自由中国》也早没关系了。

这次毛子水去东京是另有任务，据说是去告诉胡适回台后不要多讲话。

他到台北当晚接见记者，表示《自由中国》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而停刊也不失为&ldo;光荣的下场&rdo;。

并说11年来雷震办《自由中国》已成为言论自由的象征。

&ldo;我曾主张为他造铜像，不料换来的是十年坐监，这──&rdo;他在桌子上一拍：&ldo;是很不公平的！

&rdo;

&ldo;光荣的下场&rdo;，胡适公开说得很漂亮，毕竟有点儿风凉。

在他拍了桌子之后，握手时对记者说：&ldo;今天我说了很多动感情的话，希望你们写的时候注意一点，以免影响到各位的饭碗。

&rdo;

胡适对雷震是在乡愿和真情之间回荡。

他写了两首很有感情的新诗给狱中的雷先生：刚忘了昨日的梦，又分明看见其中的一笑。

这对狱中的雷先生是很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