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问题是周扬与文化部的关系。

当时文化部长是黄镇。

周扬总是爱对文化部指手划脚，弄得黄镇很不高兴。

这是他的主要缺点。

这样一来，有人就拿周扬同我们来比。

比较后就觉得，我们一进社科院，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到各研究所去调查研究，听取各种意见，从来不发表我们自己的意见。

而周扬做领导工作做惯了，他那一套办法也使惯了，不了解情况，上来就即席发表意见，这个毛病没改掉。

这期间，周扬在社科院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讨论会上作了一个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报告，后发表在5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

周扬说当时进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

第一次是五四运动，第二次是延安整风，第三次是真理标准讨论。

这个报告总的来看还是可以的，但其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

我对他讲，你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这个估价我赞成。

但说思想解放就是反对教条主义，这恐怕需要斟酌。

例如，林彪和&ot;四人帮&ot;有什么教条？后来华国锋搞的&ot;两个凡是&ot;，与&ot;四人帮&ot;不同，把其归结为教条主义，也不妥当嘛，不合乎实际嘛。

他同意了我的看法，把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提法去掉了。

1979年，中央任命胡乔木作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南海专门给他配了汽车。

这样，胡乔木原来在社科院用的那辆&ot;红旗&ot;车就空出来了。

负责管车的同志就对我说，这辆&ot;红旗&ot;车胡乔木没带走，应该给你用，你是社科院第二把手嘛。

在这些问题上，我有自知之明。

我说我不坐，尽管我是第二把手，但按资格说，还是把这辆&ot;红旗&ot;车给老同志用，配给周扬。

他倒也不做任何推辞，就安然坐上了。

后来，中宣部调他去当顾问，他乐意去。

他调中宣部，把房子和&ot;红旗&ot;车都带走了。

从这些事上可看出，我在社科院和周扬共事时，是真心把他当作兄长或前辈（文化战线上的一个老战士，老领导）来看待的、来尊重的，确实对他没有任何的怠慢。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七访日归来

为了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1978年1o月到11月，经过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国家经委副主任袁宝华的同意，组织了有北京、上海、天津和国家经委的负责同志参加的国家经委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管理问题。

袁宝华同志是团长，京、津，沪的负责人是副团长，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身份参加，任考察团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