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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也曾用他的进化文学观来解释西方文学史。
他在论三百年来戏剧的进步时说,莎士比亚只有在当日才可算是“一代的圣手”
,以今日的标准言,“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
。
胡适认为《奥赛罗》只是一部近代大家决不做的“丑戏”
。
《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
。
胡的评判基础,就在于他对戏剧以至文学有一根本的衡量标准,即19世纪的写实主义(今译现实主义)。
依此去看,以前的戏剧都不足论。
不过,胡适的进化文学观又不是完全彻底的。
他对西方后起的文学流派也不十分欣赏。
据此,他对民初中国那些以为写实主义已过时,说什么“今日的新文学应该谈‘新浪漫主义’了”
的新人物,也只视为不可救药的“妄人”
。
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看不懂新派艺术作品:留学时曾看过一次,虽由韦莲司解释,终不甚了了;晚年仍说“大部分的抽象派和印象派的诗和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
。
[5]更可能是他认为中国的进化落后于西方,现在还没有到写实主义的阶段,当然也就不应率尔越级跳入“新浪漫主义”
阶段。
这样的中西文学史观,不论在当时和现在,都要算是非常能“独辟蹊径”
了。
而有意识地“另辟蹊径”
正是胡适文学史观的又一大特色。
胡适曾把他自己也说只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白话文学史视为“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
。
这样一刀“截断众流”
,置以前的文学于“边缘”
地位,只有在进化文学史观武装下才有可能。
但这还只是“竖断”
,胡适还有更大胆的“横断”
。
他说,中国文学史上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