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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说胡适谈政治脱离中国实际的指责不一而足。
他的“好后学”
唐德刚先生就说:“其实胡先生的政治言论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相当空泛的……胡先生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其说是他底学术‘理论’和政治‘行为’,倒不如说是他笃信自由主义的‘身教’和崇尚民主政治的‘形象’。”
[10]这是典型的倒着看历史。
有无贡献也要看当时。
孟子说“不教亦教”
,何况“身教”
;而且,“身教与形象”
不正是名副其实的“政治行为”
吗?胡适的政治理论在当时又怎么能说没有贡献呢!
我们从下面可以看到,胡适的理论不但有贡献,而且他关于“有计划的政治”
的主张,与当时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的主张,有极为相近的一面。
胡适的政治观念的另一个特点,与他的性格有关,即前面说过的,他素来就有激进的一面。
胡适曾说,虽然“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
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
但是,他随时注意要“作圣”
的行为使得他这些性格为“外人”
所“不易知道”
。
他有时做出“保守”
的事也有特别的原因。
如他在1919年12月坚决反对北京各校罢课,就可能有特殊的考虑:那时杜威正在北大讲学,如果一罢课则杜威便无着落,这是胡适极不愿见到的。
实际上,如前所述,胡适是遇压力就反弹的人。
那年8月《每周评论》被封后,胡适起初就不肯躲避,北大“许多同事学生都来看他,硬把他扯到外国客栈去住了几夜”
。
[11]那时与警察厅都敢作对的人,怎么会“保守”
!
所以,当胡适“率性”
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
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
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