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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张》发表后,反响热烈。
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
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
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
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
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
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
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
更好。
[50]
胡适看了这些文章之后,“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
,其中说道: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
其实这也就是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告别演说中的意思,胡适的感触,也就是想起了老师的话。
但这样的连环问题是否是干就能解决的?正如胡适提出的有计划(不论优劣)就一定比无计划一样,在逻辑上都还大可研究。
不过,至少在破坏与建设一点上,胡适具体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并进”
,他这边先事改良,若“恶势力”
不许改良,则仍有革命的必要。
这个一贯思想,胡适仍在坚持。
[51]
这一次北京各势力酝酿干预政治,本是研究系最积极主动,结果却基本被排之于事外,他们当然“大不高兴”
,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
。
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
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
殊不知此事胡适早已成主谋,研究系其实吃了胡的大亏。
后来林宗孟出面邀吃饭,所邀者多半是“他们研究系的人”
,余则为北大派的人。
胡适记述道:“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
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
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