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X年，我二（戴望舒）二哥我回到香港后，很快就进入了一段饱受折磨的日子。

港英当局投降了，日本人进占香港。

《星岛日报》办不下去了，作鸟兽散。

文艺界同人纷纷逃出了香港。

文艺界抗日协会却让我留在香港。

后来我才知道，辗转给我的指示是当时抗日阵线兼中共在南方的负责人潘汉年发出的。

我出狱后才知道，端木蕻良也到内地去了，萧红被单独地扔在了香港。

是的，我说了“出狱后”

，也就是说，我又入狱了。

一天，我在理发店里坐着，围着白布，闭着眼睛，享受剪刀对头发根的风吹麦浪感。

两个人走进来，说：戴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我跟着他们走了，跟进了日军的监狱。

这是我平生第二次入狱了。

当年是作为进步学生在上海被抓进去的，受过毒打。

这回是作为文艺界抗日阵线的一员，那就不光是毒打了。

他们要我写出香港文艺界抗日阵线人员的名单，要我辨认被他们抓进来的人里面是否有端木蕻良。

我怎么可能为日本侵略者做事呢？再说了，世界上没有比我更不怕死也不怕苦的人了，我已经是死了两回的人了。

日本人对我酷刑相加。

时代在往前行进，刑罚比时代走得更快，已经远远超过二十年代那些了。

至于具体是什么样的酷刑，我在后来写的《等待（其二）》一诗里有清楚的交代：你们走了，留下我在这里等，看血污的铺石上徘徊着鬼影，饥饿的眼睛凝望着铁栅，勇敢的胸膛迎着白刃：耻辱粘着每一颗赤心，在那里，炽烈地燃烧着悲愤。

……冢地只两步远近，我知道安然占六尺黄土，盖六尺青草;可是这儿也没有什么大不同，在这阴湿、窒息的窄笼：做白虱的巢穴，做泔脚缸，让脚气慢慢延伸到小腹上，做柔道的呆对手，剑术的靶子，从口鼻一齐喝水，然后给踩肚子，膝头压在尖钉上，砖头垫在脚踵上，听鞭子在皮骨上舞，做飞机在梁上荡……多少人从此就没有回来，然而活着的却耐心地等待。

让我在这里等待，耐心地等你们回来：做你们的耳目，我曾经生活，做你们的心，我永远不屈服。

卞之琳老兄后来说，我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诗排名前三的诗人，但我的代表作不是《雨巷》，而是《狱中题壁》、《等待》和《我用残损的手掌》。

这是他一家之言。

我也希望我的代表作不是《雨巷》，可是好象大多数读者偏偏不这么看。

还有不少人认为我的代表作是那些象征主义、现代派色彩浓烈的诗，比如《古神祠前》，或者《我底记忆》。

简而言之，望舒信徒或者说戴粉分成了三派，但最后胜出的是我最不愿意其胜出的，即《雨巷》派，包括《示长女》、《过旧居》。

我知道，这样的争论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人类是分成不同的群的，每个群有它自己的看法或出发点。

所幸我写过多种风格和题材的诗，可以让我的信徒们自由选择。

有人说，我的《狱中题壁》并不是真的题在牢房墙壁上的，而是出狱后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