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一事，早已写入中英联合声明；而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安排，双方磋商中也已有共识。

此时英方突然这样提出问题，显然是想&ldo;翻案&rdo;。

两星期后，由我给杰弗里&iddot;豪回复一信，着重批驳了英方关于香港信心的说法，指出恰恰是英方的一系列不友好举措，打击了港人的信心。

关于香港政制问题，中方不能同意英方单方面的改变。

不久，英国外相换人。

我的第二位英方谈判对手是梅杰。

梅杰平民出身，凭着自己奋斗，成为保守党里的后起之秀，这在十分重视传统的英国官场并不多见。

梅杰任外相的时间很短，后来他接替了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

我同梅杰只有过两次交往。

一次是在1989年7月底，我们在巴黎召开的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相遇。

梅杰举止比较谦和。

我说他是一颗&ldo;上升的星&rdo;，前途无量；他赶紧说自己还是一名&ldo;新兵&rdo;。

会晤中，他试图影响我们的基本法起草工作，如要求修改草案中有关驻军的条款。

我说，基本法是中国自己的事，如英方有好的建议，中方可以考虑，但对中方施压以改变双方商定的条款，那是徒劳的。

我强调说，驻军问题已写入联合声明，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应该重新提出来。

在这次会晤中，梅杰同意双方恢复联络小组的工作。

第二次见梅杰，是在那年秋天的纽约联合国大会上。

他再次提出，英方打算加快香港政制改革的步伐，增加香港立法局议员直接选举的名额。

我表示，政制改革必须与以后颁布的基本法相衔接。

中方主张在香港推行民主，但必须循序渐进。

此时，中英双方围绕着香港政制改革问题，悄然摆开了对立的阵势。

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纷争就要展开。

英国密使访华

中英在香港政制改革问题上的分歧，很快变成了外交谈判桌上的争端。

1989年底，随着我国局势稳定下来，经济持续发展，西方国家开始松动制裁中国的立场。

美国先派了特使秘密访华，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

英国不甘落于人后，也采取了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