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晤开始时，柯利达向我转交了刚刚上任的英国外交大臣赫德给我的一封信。

赫德此信正式、全面地提出了英方对香港基本法草案的具体意见，是一份详细的清单。

我同第三位英方谈判对手的交往，就这样通过信件交换而开始了。

在我的外长任期内，一共与五位英国外相打过交道。

除了这里提到的三位，还有里夫金德和库克。

前四位都属保守党政府，只有最后一位罗宾&iddot;库克外相属于工党政府，与他首次见面时已是在香港回归的交接仪式上了。

在五位外相中，打交道时间最长的，就要算是这位赫德外相了。

从1989年底开始到1995年中，我们交往了近六年，而这一段时间，正是双方围绕香港政制问题争执最为激烈的时期。

我们通过交换信件、正式互访以及在国际会议场合会晤，频繁接触，反复磋商，就是因为香港问题不仅复杂繁多，而且双方就一些问题争持不下，再加上有一个紧迫的时间表。

这种情况，在我与其他国家的外长交往中是很少有过的。

赫德的第一封信也反映出，在1989年风波后的新形势下，英方在香港问题上改变了主意。

基本法草案形成之前，中英双方曾通过多种渠道进行过详尽沟通，最后，英方对公布的草案稿已无意见。

但在赫德的这封信里，重新对草案，特别是在香港政制发展方面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大大提高了要价，其中就包括要求大幅增加立法局直选比例。

对于这封信，我没有直接回复，只表示中方同意由双方法律专家进一步交换意见。

七份外交文件

1990年初，形势更为紧迫。

香港基本法即将于2月定稿，英方对香港1991年选举的方案也到了最后拍板定案之时。

但是，柯利达访华，以及双方其他渠道的磋商，都未能就直选比例问题达成一致，双方处于僵局。

英方有些着急了，希望能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与中方就此事达成妥协。

当时，赫德来不及等到与我会晤面谈此事，便开始连续通过信件与我交换意见。

那一段时间，英国驻华大使与中方人员多次接触，转交各自外长的&ldo;信息&rdo;。

这虽非亲笔签名的函件，却是书面文件，不是&ldo;口信&rdo;，我们便称之为&ldo;书面信息&rdo;。

这种方式十分便捷，在中英多年磋商、谈判过程中经常采用。

从1990年1月18日赫德给我来信起，至2月12日赫德来信确认达成共识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交换了七份书面信息。

当时，这属于内部磋商，对外严格保密。

后来，随着政制问题争执的加剧，双方分别公布了这七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