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的说法，&ldo;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rdo;。

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ldo;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rdo;。

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8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安置等事宜。

就在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

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向长沙进发。

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流亡西南。

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

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

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ldo;扬子江将有巨战&rdo;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

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醉别清溪阁（2）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

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

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

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ldo;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

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

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rdo;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

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

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

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

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ldo;三巨头&rdo;无法脱身，考古组的&ldo;十大金刚&rdo;却要各奔东西了。

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