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22日，李济致信刚从台大毕业，正在台湾凤山接受军训的张光直，诚挚真切地说道：&ldo;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

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在那里排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39;拜拜&39;--这些并没有什么&39;要不得&39;--真正&39;要不得&39;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rdo;又说：&ldo;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

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

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

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

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

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

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

&rdo;这封切中时弊的书信，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令张光直念念不忘，从而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愈加奋力前进，终成一代世界级考古人类学巨擘。

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由于董作宾离职赴港，李济出任史语所所长并继续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1）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

董作宾去世，标志着台湾史语所考古组一根坚实的宏伟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在学术上相匹敌的人物，只有李济与石璋如等几位早期殷墟发掘者，整个史语所进入了风雨迷蒙的苍凉岁月，李、石等人在人生的暮年，仍勉力苦苦支撑，其间虽有许多国外大学邀请李济前往任职，但均遭拒绝。

为此，一直对业师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ldo;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

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

&rdo;张光直所言，应当说与他这位业师的所思所想较为契合。

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的生命后期，他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并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出版。

李氏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形式处理他最为看重的一部压卷之作，或许如鲁迅在他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所说：&ldo;小而言之，是为中国&rdo;，&ldo;大而言之，是为学术&rdo;。

更切近一点的说法，则是为了这研究中国历史遗存的新的学术成果，能在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并发扬光大吧。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

好容易盼到抗战复员回京，内战又起。

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随一批国之重宝登上&ldo;中鼎号&rdo;军舰，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

按照李济当时的计划，儿子向同济校方请假一年，赴台后暂进入台大读书，如果解放军不过长江，还可继续回到上海继续完成学业。

当一家人到达台湾后，正赶上台大放假，年纪尚轻的李光谟在台北人生地不熟，无所事事，甚感寂寞。

当时李济一家与劳榦、凌纯声等史语所人员及家眷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像逃难一样，更令李光谟感到不爽。

在这种境况中，李光谟开始给同济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战况并保持联系，几位同学力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后要返回上海，否则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