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环境深深影响了我的性格，小的时候我常常感到很孤独。

只有放假回到家里才能感受到母亲的关爱，特别是和大姐在一起时，才能真正做到无话不说。

由于从小生活在别人家里，自己的活动空间相对较小，又得不到家庭的温暖，所以从小我就不大爱说话。

我的个性大概就是那个时期养成的。

1927年夏，我的生活和学习发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

一天，我正在张家随关翔千读书。

张家突然来了客人，后来才知道是张家的亲戚，息县县城里的绅士王宪章、王绳武携带家眷从县城逃到张家避难来了。

原来县城发生了暴乱，先是国民革命军十四师进驻县城，骚扰四乡，激起民愤。

农民组织太极道会，扯旗造反，攻入县城，杀了十四师的一名团长。

太极道会立足未稳，国民革命军第二路军又打进去。

王家怕报复，就逃避到了张家湾。

王绳武是四爷在武汉政法学堂念书时的同窗，还结拜为兄弟，因此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曾认四爷为义父。

他们在此相见，自然是十分高兴。

王绳武的儿子王培英，王宪章的儿子王培田，在县城上高小六年级，比我年龄大几岁。

他们二人在县城里长大，见多识广，接受新思想快，见我念了几年私塾还整天只知道读之乎者也，觉得太可惜了。

于是，王培英就去找他干爹--我四爷关翔千商量，想让我到县城小学读书，接受新知识。

四爷觉得有理，几日后就先回关家店同我母亲商量让我上新学。

母亲很明事理，觉得既然四爷说上新学好，就一定不会错。

这样我就放弃了私塾，决定到县城去上新式小学。

我上小学前先念了将近五年的私塾，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新知识，但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有点了解，背熟了四书五经，有了独立阅读的能力。

潜移默化，儒家忠孝仁爱、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在我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打下了一些传统文化的基础。

我上私塾这几年，正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变革、大动荡的时期。

在我们偏远农村，封建势力虽未受到太多的冲击，但也能明显感受到社会的变化。

我住过的胡家、张家，在当时农村都是很有代表性的家庭。

胡家兄弟在晚清的科举制度中考得过功名，但胡家同当时的社会交往并不太多，生活环境相对封闭。

他们身上保留的传统文化更多一些。

在胡家常常能听到忠君爱国的言论。

胡家老大尽管考得武秀才，但时常表达对清朝统治的不满。

记得他曾对我说过，每年正月十五放鞭炮，就是为了要赶走满清&ot;鞑子&ot;。

我当时有个模糊的印象：习武出身的人反清思想比学文的人要强烈得多。

四爷就从没有讲过这些。

张家的特点是开始有了民国时代的痕迹。

张少峰出任过民国基层政权的小官吏，张少山则在土匪部队当过营长。

他们同农村传统的绅士有所不同，更愿主动接触外界，关注外界的形势变化。

他们同影响当时社会的军阀、官僚有一定的接触。

虽然在当时的乡下根本看不到报纸，也听不到广播，但在张家读书期间，我曾听他们谈论过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还讲过三民主义。

我到县城上小学的最初一年，就寄居在王培英家。

王家和胡、张两家地主的特点又有很大的不同。

王培英的父亲王绳武和伯父王宪章都是县里的富绅，王宪章考取过举人，王家的社会地位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