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潢川城内驻有国民党正规军约四五千人，潢川城外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城墙外还挖有战壕，架设铁丝网，易守难攻。

红军久攻不下，最后被迫撤回根据地。

红军攻城时，国民党军队侦知省立七中有共产党活动，企图里应外合，进行暴动。

他们就派一个连的兵力在红军攻城时开到七中，控制学校，封锁校门。

一天，我和黄文清、姚尊贤晚自习后，正欲睡觉，忽听学校北门外枪声好似炒豆一般，我们就好奇地跳下床，开门出屋想去看看。

&ot;不许出门!谁出门就打死谁!&ot;白军哨兵厉声厉色，如临大敌。

原来守城的国民党军早知道七中师生在两年前，受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参加过农民暴动，怀疑学校还有地下党组织。

红军来攻，怕里应外合，就派兵把师生隔离起来。

一晚上哪里都不让去，上厕所都有兵跟着。

翌日天刚放亮，他们又把全校学生都赶到操场，又是搜身，又是查抄宿舍，折腾了大半天。

最后将学生押回宿舍，不准外出。

在国民党军队的看押中，我们一连过了三天，仍不见有解禁的迹象。

第四天，我和黄文清商量，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就一起去找教务主任成相天询问何时能够复课上学。

成主任胆小怕事，什么也不敢说。

我们就去找校长潘维新。

潘校长一向爱护学生，对我们态度很热情、诚恳。

但他也无奈地表示毫无办法，建议我们每个年级选两个代表，去找驻军连长谈判。

于是同学们就推选我和黄文清等六名学生代表，找驻军连长谈判。

经过多次谈判和斗争，他们答应允许我们上课，但不能出学校大门。

又过了近一个月，同学们与外界都失去了联系，更不能同家里联系，连买饭买菜的钱都没有了。

尽管潘校长令庶务科和灶房预借给每个学生一块银元的伙食费，以解燃眉之急，但钱很快就花完了，我们只好再去找驻军谈判，要求允许我们回家。

这次他们只答应允许开城门放我们出去，规定在消灭红军以前不能放我们进城。

于是，我们几个息县籍的同学决定一起结伴回家。

在学校被看管了整整40天后，才在白军监视下走出了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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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几人穿过城外的铁丝网后，一个个如同笼中放出来的小鸟，雀跃欢快地往家里奔去。

不料走了不到十里路，突然从路旁高粱地里窜出几个白军士兵，挡住去路。

他们硬说我们是小共党分子，不由分说，就将我们绑了个结实，连推带搡，押解到附近一座院子，关进一间六七平方米的小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