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庆是广西博白人，16岁走出大山，和好友梁彝到广州、香港找出路。

后来他在广州考上高中，因为家中经济困难，无力支持，于是弃学从军，又和梁彝一起考入黄埔军校。

他读过两年高中，知识和经历比我丰富得多，我是16岁初中毕业后虚报两岁才考入黄埔的。

他的家世和我相似，都是来自农村，幼年丧父。

相同的出身背景很快就把我们两人的感情拉在一起，成为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

梁彝是阮庆的同乡、同学，自然也很快成了我的朋友。

阮庆的另一位好友廖斌（后改名廖政武），是泰国归国华侨子弟，在军校炮兵队。

由于志向情趣相投，我们几人经常在一起。

后来，我们都去了延安，参加了革命。

梁彝1947年随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任炮兵团副团长兼参谋长，掩护部队过淮河，受伤被俘。

当时在国民党军队有一项规定，凡是抓获中共军队团以上干部的黄埔学生都要上报蒋介石侍从室。

蒋曾派人将梁彝押解到南京，劝他投降，但无论封官许愿还是严刑拷打，梁彝都没有向敌人屈服，最终在南京雨花台被国民党杀害。

廖斌解放后曾任甘肃省军区副司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离休后住在西安，前几年才去世。

去世前我们经常有来往。

在这几个人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阮庆。

他比我年长几岁，跑广州进香港，见多识广，加上他读高中时结识了一些中共地下党员，耳濡目染，接受了一些马列主义思想，对人对事，特别是涉及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见解。

他为人正直、诚实，能吃苦，有毅力，对人也很热情。

他对我始终像亲弟弟一样关心爱护。

我们时常在一起议论时局，尤其对如何抗日救国谈得最多。

阮庆和梁彝在广州这个大革命的策源地学习了很多年，读过不少进步书籍，对黄埔军校早期的教官和学生都有一定的了解。

比如周恩来、廖仲恺、叶剑英等人的革命经历都比较熟悉。

特别是阮庆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国家形势有自己的看法，对当时的红军和红色根据地的知识见解比我看到、听到的情况要多得多。

那时，我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只是凭直觉，因为在家乡见过国民党军队围攻红军时乱抓人，乱杀人的情况，对国民党的做法很反感。

南京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政治控制很严，我们交谈的内容是犯禁的，但我们在私下还是谈了很多，通过交谈达到共识。

在阮庆的帮助下，我对大革命的形势，红军战事动态，白军屡战屡败的事实和真相增多了了解。

阮庆还介绍我阅读许多进步书籍，如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张仲实译）、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等著作。

我还读了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还有《夏伯阳》、《司达汉诺夫》等，读后更加深了我对苏联的认识和印象，令我对苏联产生了向往，认为苏联革命的道路是我们今后学习的榜样，中国革命必须向苏联学习才有出路。

军校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包括很多左倾图书，一般也不限制学生借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