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还想坚决顶下去。

但内心又非常矛盾，如果是面对敌人的法庭、监狱，为革命而死，我是死而无憾的。

可是，现在面对的却是自己的同志，居然还大搞严刑逼供，硬要强迫我说假话，承认是反革命，才可能过关，这真令人心寒。

我是一心一意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这简直是污辱自己纯洁的革命情感，我做不到。

我如果对组织说假话，承认是特务，不仅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一起参加革命的战友，更对不起入党时的庄严誓词。

那真是令人揪心啊！

此后连续几个夜晚，我都无法入睡。

几天后，罗健西实在熬不下去了，被迫坦白。

头天晚上，他还和我一起商量他的&ot;罪行&ot;。

他家原本是湘西大地主，他就谎称祖父被共产党斗死后，一家人怀恨在心。

父亲让他混进八路军，找机会报仇，暗杀毛主席。

主动戴上这顶&ot;罪恶&ot;的大帽子，自然可能过关了。

会后，罗健西私下劝我赶紧坦白。

他说：&ot;老黎呀，别顶了。

上面让你当特务，你不想当也得当。

我知道你不愿意昧着良心说假话。

如果是敌人的法庭，硬顶还值得。

但这是自己人，死了不值呀。

&ot;他还帮我一起编&ot;故事&ot;，以求自圆其说。

首先我必须承认自己参加过特务组织。

但上级领导是谁？任务是什么？如何混进延安的？这些事都要编得令人信服才能过关。

罗健西知道我是和阮庆、廖政武一起到延安参加革命的，他就提醒我万万不能把他们也牵扯进来。

我就同他商量，说是1938年在武汉受复兴社特务头子滕杰的派遣，混进延安的（事后组织上曾调查证明当时滕杰并不在武汉，而是在长沙；另据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复兴社头子康泽交待：复兴社也从来没有向延安派遣过特务）。

罗健西连忙称好。

&ot;可我交待什么罪行呀？&ot;我问罗健西。

他说：&ot;就说是长期潜伏，取得一定地位后，特务组织会给你派任务的。

&ot;但这又涉及到一个问题，谁是我的联络人，今后如何联络？当时，我们已得知黄埔同学徐卫民（在抗大工作）因不满坦白运动中对他的诬陷，逃回云南老家，脱离了党组织。

另外，参加革命后，我曾给在西安的中学同学、国民党西北战干团的李振中写过信，劝他来延安参加革命。

我就说：&ot;看来交待出这两个人比较合适，反正也无法再向他们调查了。

&ot;罗健西连连称好，并提醒我道：&ot;就说你们是单线联系。

&ot;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特务帽子我一个人戴，但决不能连累其他革命同志。

最后，我们还决定今后如果有机会翻供，我们一定要相互证明。

第二天，我就按私下同罗健西商量的内容，被迫交待自己在黄埔军校参加了特务组织。

组长如获至宝，马上追问：&ot;你的任务是什么？&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