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农历春节，我想念老母，加之孝感离息县很近，只有一天的路程，我就向营长阮仁贵请了几天假，回家看望母亲。

阮庆主动来给我代职。

回到家乡，母亲跟做梦似地看着我。

她左看右看，见我健全的从战场归来，满心高兴，热泪跟珠子一样滚出眼帘。

当母亲得知我在孝感驻防，离家不远，更是乐得不知说什么好。

这是我和母亲最后一次相见。

我要投奔延安，但又不敢对母亲说，生怕走漏风声，更怕母亲担心。

在家过完正月初五，我便告别母亲，返回孝感。

临走前，我站在母亲面前凝视着她。

看到母亲明显地老了，想到此去不知何时才能再见，心中万分悲痛。

但国难当头，忠孝实难两全，只能忍痛离去。

后来，母亲在我投奔延安后一年，于1939年10月谢世，享年58岁，我再也未能见上一面。

不过，母亲死能瞑目了。

那时，陕北和国统区还能通邮，我到延安后给母亲写过信，母亲知道我走上光明大道，跟了共产党，正在打东洋鬼子，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可以含笑九泉了。

我回到孝感的当天晚上，依旧将床铺堵在门口睡觉。

开始很小心，不敢睡踏实。

但由于一路上的疲劳，渐渐顶不住，就一觉睡了过去，而且这一觉睡得很死。

下半夜，从黄陂新拉来的六个壮丁先是一人挪我的床板试探，随之一个个都从我身上迈过去，逃走了。

天明，我清查人数，少了三对。

营长阮仁贵听说出了逃兵，指着我鼻子破口大骂：&ot;关俊彦，你连几个兵都管不住，有屁用，只知道关饷要薪水。

哼!这下好了，老子让你拿个鸟。

跑一个兵扣十块银元，逃了六个扣多少你知道，这个月薪水不够，下个月继续扣……&ot;我心里也窝火，白干了一个半月不消说，还让上司臭骂了一顿。

这哪里是当排长，分明是在当看守，当打手，当刽子手，与士兵为敌。

以往在国民党中央军的经历，同我在家乡见过的北洋军阀相比，多少还能看到一些积极的方面。

在淞沪抗战前线，尽管士兵们奋勇抵抗，但将领指挥无能，损失惨重，令我这个刚刚从军校毕业的年轻军官对国民党、蒋介石领导抗战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师管区的亲身经历，每天看到的都是军官们无所事事，只知吃喝嫖赌，打麻将，过着醉生梦死般的生活。

面对这种种腐败作风，更让我对国民党完全丧失了信心。

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刚刚投入抗日战场，就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一切使我深深感到要取得抗战胜利，靠国民党是不行的。

这更坚定了我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

这时廖斌来信，相告演习完毕，已回到武汉。

我们就以外出抓丁为名，赶去相见。

我们三人先后两次到江岸区的长春街6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请求送我们去延安。

第一次，见到了罗炳辉同志，他没有答应我们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