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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任正非从三个方面对应诉进行布置:一是法律应对的方法策略;二是按照美国人的方式做事情;三是官司涉及中美两国最知名的两家公司,舆论传媒领域的战斗也是重点。
随后,华为成立了由郭平、费敏、洪天峰等数位副总裁领导,知识产权、法律、数据产品研发、市场、公关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应诉团队”
。
春节之前,华为常务副总裁郭平、徐文伟等抵达美国。
几天后,李杰与华为负责国际法律事务的陈树实等也随后赶到。
郭平是此次诉讼的总指挥,他离深赴美时走得很匆忙,随行只带了两件衬衫。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半年。
就这样在美国,华为和思科开始了一场长达一年半的官司。
在2003年3月17日第一次开庭前,法庭之外的公众舆论是双方争斗的主战场。
这场官司是一场全方位的较量。
一开始,具有主场优势的思科完全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要取得完全的胜利。
与钱伯斯的张扬截然不同,任正非则十分低调。
在从前的华为看来,自己没有上市,公司上税、守法、对客户和员工负责就可以了,华为不需要抛头露面,针对外界的各种说法华为也从不解释。
在诉讼前夕,思科已经做好了舆论准备。
思科公布了一项在全球投放15亿美金的广告计划,这一举动耐人寻味。
钱伯斯出色的外交才能和能言善辩的本领,赢得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不仅在美国,甚至在中国,思科的公关能力也是一流的,中国不少知名媒体都明显地站在思科一边。
钱伯斯来华,经常得到中国高层领导的接见,也很容易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
与思科相比,华为的舆论支持大打折扣。
在美国公众看来,中国制造根本没有核心技术,中国公司绝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使有也肯定是靠侵权起家的。
美国几家最著名的财经媒体在官司一开始,就对华为侵权做了确定性报道。
它们甚至怀疑华为如此大的一个公司竟然没有上市,一定有不可告人的股权安排。
3前首席执行官布鲁斯·克拉夫林说:“这起案件引燃了烟,虽然并未酿成火势,但你需要知道烟从何而来。
让我们来看清楚,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定思科是对的,而华为是错的———因为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接受这种误导。”
华为在中国也没得到多少支持,中国政府表态明确,不给华为提供任何政治帮助。
面对强大的舆论,这起官司令华为长期以来远离媒体和公众、保持低调的做法付出了现实的代价。
市场上的造势也很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