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然不会这么干了，所以我停下了征战，好好的发展民生，我希望社会早点进入商品经济。

而且我搬出了《管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章，力排众议，在国学院里建立起了商学院，让行商获利巨大的商人来介绍他们的经验，并且不断提升商人的地位。

不过这个举措还是遭到了相当大的阻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ldo;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rdo;的论断，而在这些儒生的眼里，商人就属于小人。

不过这些儒士也受到了以糜竺，鲁肃为首的新商人势力的疯狂反击，于是商学院就发展成了一个论坛形式的地方，不断有人在里面褒贬利弊。

都说理越辩越明，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越说大家越糊涂，觉得谁都有道理，各执一词，谁都占不了上风。

于是在我的撺掇下，报纸应运而生，最初就是以商学院的辩论为主题开始的，然后各种言论都出现在了报纸上，当然广告业就此开始兴起。

随着国学院的建设，新的当官路线产生了，但是不同于科举，也不同于现代社会。

我们不注重学生单独一次考试的成绩，选拔官员的具体条件是看他的整体表现和具体能力。

校方和老师的评语以及学生们自己的推荐也占一部分比重，这样的形式代替了单一的查举制度，使官员的来源更趋多项化，又可以使学生不再受考试的拖累，那些只有学习好的学生，最后大多进了研究部门，而不是变成官员。

经济的发展，永远离不开道路，没有道路，商品经济就无法实现。

商业的发达，反过来带动了道路的修建，水泥，沥青在各种道路上的应用频率也越来越高。

在这一点上，不得不说这些外族人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确实强悍，他们缺少汉人的弯弯绕绕，表达方式也更直接，当他们发现道路的好处之后，立刻开始着手修路，而且大肆运用这些简便高效的东西。

本来游牧民族就要不了那么多牧民，所以才会不断的发动战争。

但是现在有了让发泄他们多余能量的地方，于是他们又把与其它部落发动战争需要消耗的能量，发散到了筑路上。

结果出现了一个怪圈，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现象，游牧部落随着道路的建设，定居了下来，大部分的人生活在道路周围，以道路作为部落间的交界，慢慢形成村落。

而且随着道路的修建完成，劳动力开始富余，于是有的人转变为农民，有的人则凭着自己筑路的手艺到外面讨饭吃，于是筑路公司类的行业产生了。

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刻加以利用，让这些外族人带领一些国家奴隶，为国家修路，养路。

短短的十年时间，全国各地，到处都是水泥，沥青路，养护工作者多是这些外族汉人。

道路的修建使牛羊等畜产品迅速地进入内地，同样也有大量中原的商品进入到这些以前算是很偏远的地方。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游牧民族在获得金钱的同时，不断的内迁，尤其是冬季，很多人都住在了长城里面，而过冬之后，他们再出关放牧。

这种形式慢慢得越传越远，使得丁零和昆坚这两个北方国家也迅速消失了，他们举国南迁，加入汉族，搬进了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