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精英中的第三个集团‐‐商人阶层，则仍然被排斥在外。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规定&ldo;工商杂类不预士伍&rdo;，紧闭商贾从政之门。

其子唐太宗李世民也主张将商人排斥在主流社会，特别是政治圈之外。

他曾嘱咐重臣房玄龄：&ldo;朝廷的各种官位，都是为贤人准备的，那些工商杂流，即便人才出众，也只可以让他们多多发财，一定不能授以官职，使得他们能够与贤人君子并肩而立，同席而食。

&rdo;81这段话在后世非常出名，被历代治国者奉为圭臬，视为一项毋庸置疑的基本国策。

此外，唐太宗还在服饰上对各种身份的国民进行区别，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以穿紫袍，六品以下的穿绯绿的官服，胥吏的衣服是青色的，一般百姓穿白色的，军士穿黄色的，而商贾则必须穿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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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史的意义上，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ldo;反动&rdo;。

过去数百年间，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困扰着历代治国者，几乎鲜有改造成功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ldo;度田&rdo;，不了了之，东汉政权的羸弱以及魏晋南北朝的纷乱，莫不与此有关。

直到科举制出现，才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

唐太宗对世族力量的打击可谓不留情面。

有一次，礼部修编《氏族志》，以传统的世家大族崔家为第一等，太宗大为光火，他说：&ldo;我跟山东的崔家、卢家也没有什么旧嫌，可是他们已经世代衰微，没有出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我现在定氏族，是要推崇我大唐的冠冕人物，怎么能以崔家为第一等!&rdo;于是，他亲笔朱批，提出&ldo;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rdo;，在他的干预下，天下姓氏合二百九十三个，共分九等，崔家降为第三等。

吕思勉在《隋唐五代史》中评论道：&ldo;尽管太宗这种公开羞辱的做法有点牵强，不过其宗旨正在于打击世族势力，否定血缘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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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制度和公众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世族门阀的力量逐渐蜕化，中国社会自此完成了从世族形态到士绅形态的转型。

所谓的&ldo;富贵不过三代&rdo;，确实是唐宋之后的景象，乃对平民社会的一种另类描述。

李世民解决吏政、兵政之患

现代西方经济学倡导&ldo;小政府，大社会&rdo;，唐朝似乎是一个古代版本。

李渊开国之后，把一切山泽税、盐税统统废罢，之前由国家专营的盐、铁、酒等产业全数放纵民众自主经营。

在农业税方面，唐代的税收是取五十分之一，远低于西汉的三十分之一，徭役则是每年二十天，也比前朝要少。

公元626年，李世民即位后，当月就颁布诏令，把潼关以东的关卡全部停废，以让货物自由流通。

84有唐一代，还停止了商税的课征。

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唐宋两朝对商品交易的征税一直非常少，唐朝全免，宋朝征收过税和住税两种，税率分别为2和3，这一方面造成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另一方面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

中国很多朝代在开国之初，实行的都是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可是随着时日推衍，各种赋税便叠床累架地增加起来，人们归之于统治者的贪婪或挥霍。

其实，根本原因是行政成本的增加，最刚性者，一为养官成本，二为养兵成本，是为&ldo;吏政之患&rdo;和&ldo;兵政之患&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