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编辑委员会里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女性，旁听编辑会议上保守派和开明派的辩论以及他们清明的思维方式，是我的乐趣，不知不觉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1949‐1960），如鱼得水，我的个性受到尊重，我的创作兴趣得以发挥，最重要的是，我在雷震、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宋文明那些人身上看到的，是为人的嶙峋风骨，和做人的尊严。

半个世纪以后，我在这爱荷华河上寂静的鹿园，写下这篇回忆，心中充满了感激。

我到台湾最初几年很不快活。

我开始写作，身兼两份工作，也做点翻译赚稿费养家。

我家庭负担很重。

我的大弟、母亲年轻守寡望他成龙的那个弟弟汉仲，1951年3月空军例行飞行失事，年仅二十五岁。

我和正路水火不容的性格在现实中凸显出来了，不和，也不能分，只有那么拖下去了。

《自由中国》办公室，气压低得叫人透不过气。

雷先生的旧部属刘子英只是个会计，但他摆出一副主子面孔，作威作福，什么事都管。

工作人员只有四五个人，每天还得在一个本子上签到。

有一天，我迟到了半小时，刘子英就在我名字上打了个问号。

我们全讨厌他，叫他奴才。

一间办公室不够用了，我搬到院子角上一间小屋里，很高兴有自己的小天地了。

后来雷先生安排刘子英到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去了。

皆大欢喜。

雷先生对以前在大陆跟他工作的人都很照顾。

刘子英在1950年从大陆到香港，雷先生保证他台湾入境，并接济旅费，安插他在《自由中国》担任会计工作。

据刘子英自己所说：我到达台北第一天，自然先到金山街谒见雷先生和其夫人宋英女士，先生夫妇仍是往日那样和蔼慈祥，对我在南京的遭遇垂询备至，也问到留在南京的同仁生活情形，乃就所知一一陈述，并将去看傅学文事讲了出来，因她也算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分子。

先生听了并不在意，且问及她在做什么和邵力子的近况，我也据实以告。

《三生影像》雷青天（3）

第一任编辑李中直在《自由中国》创刊不久就去了香港，由黄中继任。

他是我中央大学同学，高我一年，自称学长。

他那个人就和他走路一样，一阵轻风撩来，潇洒自在。

他为人谦和宽容，很有亲和力，是排纷解难的那种人，是老中少都喜欢的那种人。

他是水，雷先生是火。

火要烧起来了，悠悠细水洒来，火就平息了。

但他也不是息事宁人，他另有途径，转弯抹角达到目的。

他对有问题的文章，细心琢磨，提出稳健的意见，雷先生微笑着同意。

他工作八年期间，《自由中国》已在言论上闯了几次大祸了。

社论多由殷海光、夏道平、戴杜衡执笔。

殷海光锋利，夏道平和戴杜衡稳练。

《自由中国》的社论，若是殷海光写的，雷先生看过之后，夏道平和戴杜衡字斟句酌。

后来宋文明也加入《自由中国》编辑委员，他也有缓冲的作用。

他们将殷海光才气纵横文章里的利刃尖刺，该拔的拔，该磨的磨，字里行间仍有直言敢谏的气魄。

马之1949年在大陆搭船去广州，船过基隆装卸货物，他乘机到台北拜访老师王聿修教授，王教授愿保他入境，并解决食宿问题，他就留下了。

后来不知何故，被保安司令部抓了起来，王教授保释无效，古道热肠的雷先生出面，才保释他出狱，那时的雷先生还和当时的权势有很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