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声，日子永远就那样子拖下去。

改变那单调生活的是父亲的死亡，是家族的明争暗斗，是母亲的悲苦。

国际大团结！

薇薇指着我家门口木牌上的字。

现在是派出所啦。

大哥告诉我。

我向门内看了一眼。

几个人坐在天井里的板凳上谈话。

这儿本来是三层楼房，一个大园子。

我对paul和两个女儿说：日本人占领武汉，美国飞机丢炸弹，正好丢在房子正中间，就炸出了这么一个天井。

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回汉口，发现我们家炸成了平房，中间一个很大的天井，天井四周的房间变得明亮了，每个房间都有阳光。

我向墙内又瞧了一眼，笑着说：我小时候就想要这样一个敞开的大天井。

paul大笑：中国人！

中国人！

这就是中国人！

就是大灾大难，他也有逆来顺受的道理。

80年代，我回乡多次。

1980年，我和paul再度去大陆。

湖北副省长在武汉翠柳村设宴招待我们，大哥夫妇也在座。

我请他查一查二哥的下落。

他满口答应。

那一年，我们也去了开封大哥的家。

那时他的孩子们才告诉我，大哥曾被打成右派，背上背着牌子：地主的孝子贤孙，做苦工，搬砖头，调石灰。

1978年，我们重见时，他还没平反。

1980年，在开封大哥家，我问起真君。

大嫂说：你大哥的妈死了以后……

哪一年？我问。

1962年。

我妈在台湾也是1962年过世的。

真巧！

大哥说。

大嫂继续说：爷爷在抗战时期就死了，你知道。

真君跟着你大哥的妈住，在武昌。

解放以后，我们在外地工作，小燕、小斌都是真君扶养的。

她把他们照顾得特好。

大哥的妈死了，她来开封跟我们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