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4月17日，父亲年近五十、母亲也快四十岁时生下了我。

中年得子，两人自是欢天喜地，宴请亲朋，办满月酒，庆祝一番。

父母给我取乳名民顺，大概取其平顺之意。

又请族祖关翔千给起了大名，按族谱应是升字辈，就取名关升彦，后来父母又觉得叫俊彦好听，就改叫关俊彦，字侠青。

我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二十多岁，到延安后才改名叫黎原。

我七岁之前，家庭情况总体说是比较好的，父母对我非常宠爱。

在我七岁时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父亲患肺癌不幸去世。

当时我正在胡家围子随四爷读书。

当年父亲带我到县城逃避土匪绑票时，他就觉得胸前憋闷，吐过一次血，但他并不介意，认为心里吃重，调理调理便会好的。

日子一久，病情加重。

那年月医学落后，农村医疗条件更差，直到父亲病危时也没有请医生，而是找了几个道士来家诊断。

道士说父亲是鬼魂附身，只要赶走鬼魂身体就好了。

那时在农村还有一个陋习：当病人快不行的时候，是不可以住在卧室的，一定要搬到堂屋搭铺。

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道士们将父亲搬到堂屋，绕着父亲敲锣打鼓，念咒语。

我和母亲既无助又无奈，只好眼睁睁地望着父亲疼痛憋闷而死。

父亲去世后，家境开始艰难。

我尚年幼，生活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

孤儿寡母，日子本来就过得紧巴，加上我要上学，更是捉襟见肘。

记得有一年大年三十，家家都在欢欢喜喜地迎新春，县上来了两个官差，上门要收税款十块银元。

当时家里没钱，交不上，官差就是不走，母亲哭了半天，没有办法，只好到亲友家借来五块银元，给了他们才算完事。

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母亲非常要强，顽强地支撑着这个家，继续供我念书。

父亲去世后，家里没了劳动力，二舅看母亲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实在不容易，就让他的妻弟来我家做事。

他姓朱，叫什么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一直叫他朱老舅。

朱老舅家境相当艰苦，除了姐姐嫁给我二舅外，家里一个亲人也没有，只能靠打工度日。

因此，朱老舅到我家很知足，什么要求也不提，一年四季只是埋头干活。

养牛，喂猪，种地，所有的脏活、累活几乎全包了。

平时他很少说话，只知道干活，一天劳作十多个小时，毫无怨言。

家里大小事均靠他操持。

母亲为了感谢他对我家的帮助，主动出钱帮他讨了老婆，还送了两间房给他安家。

我念书之余，有时回到家里总爱往大人堆里钻，听大人谈古论今说闲话。

东围子东头豆腐坊是村民们光顾的好去处，炕热、屋暖，还有豆腐的飘香，经常聚在那里谈天说地。

我也经常到豆腐坊里去玩，听他们说书、讲故事。

其中陈家兄弟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

陈家兄弟四人，家里除了一个菜园子外没有多少地，就租种了我家近三十亩地几十年，同我家关系很融洽。

老大陈景彦，为人忠厚正直，很受镇上人的尊重。

解放后，他是村贫下中农领导小组的组长。

老二叫陈景俊，村民们都叫他陈老二。

他年长我十岁，我就叫他陈二哥。

陈老二虽然没念过书，却生性耿直，好打抱不平，刚二十多岁，在镇上很有人缘，曾被村民推举为关家店红枪会首领之一。

农闲时，他也做些小买卖，穿行于光山、罗山、黄陂等苏区各县、镇，还到过汉口，这在镇子上算是见多识广的能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