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是契柯夫笔下的主人公，而且任何一个本世纪初的正常的俄国人，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何一个党员，能相信、能忍受对光明未来的这种诽谤吗?这类事情在阿列克谢&iddot;米哈伊洛维奇时代还可过得去，在彼得大帝时期已经显得是野蛮行为，在比伦时期还可能对十‐‐二十个人采用，从叶卡捷琳娜时代起就已经绝迹，‐‐然而在伟大的二十世纪繁荣昌盛时期，在一个按社会主义原则设想的社会里，在天上已经有了飞机，已经出现了有声电影和无线电广播的年代‐‐这类事情却并不是由哪一个坏蛋，也不是在一个秘密地方干的，而是由几万名受过专门训练的人面野兽对于百万没有自卫能力的人进行的。

只有现在闪烁其词地称之为&ldo;个人迷信&rdo;的返祖现象的大发作是骇人听闻的吗?也许我们在那些年代举行普希金的百年祭，不害臊地上演契诃夫那些已经得到答案的戏剧才是可怕的?或许更可怕的是三十年以后还有人对我们说：这些事不要讲了!如果回忆千百万人的苦难，那就会歪曲历史的前景!如果刨根问底地探求我国风习的实质，那就会使物质上的进步黯然失色!最好还是去回忆鼓风炉、轧钢机、挖通的运河，不，运河不要回忆……那就去回忆科雷马的金子吧，不，这也不要……一切都可以回忆，但是要善于回忆，要歌颂……

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咒骂宗教裁判。

难道除了烧人的火堆就没有庄严的祈祷仪式了吗?不明白农奴制为什么使我们那么不喜欢。

要知道并没有禁止农民每日去劳动。

他可以在圣诞节挨门逐户去唱祝歌，而姑娘们在三一节还编制花冠呢……

现今书写出来的和口头的传说加于一九三七年的独特性，一般人认为就是捏造罪名和进行刑讯。

但这是不对的，不确切的。

在不同年代，在几十年内，依照五十八条进行的侦查，几乎从来也不是查明真相，而只是履行项不可避免的肮脏手续：把一个不久前自由的、有时是高傲的、永远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人压弯，把他拖过狭仄的管道，管道配件的钩子会撕破他的皮肉，在那里他将透不过气来，这样他就会央求赶快上另一端去‐‐可是另一端把他甩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是群岛的一名现成的土著，而且直接掉进了那一块福地（傻瓜总是牵手牵脚不肯往前走，他以为管道也有往回的出口）。

无文字记载的年代过去得越多，搜集幸存者们分散的见证就越困难。

这些见证告诉我们，制造假案在机关成立的早期就开始了‐‐这是为了使人感觉到他们经常的不可替代的救世活动，不然随着敌人的衰落，说不定在哪个倒霉的时刻机关就全消亡。

从科瑟列夫的案卷中可以看出，契卡的地位甚至在一九一九年初就已发生动摇。

阅读一九一八年的报纸时，我偶然碰到一则关于破获十人集团可怕阴谋的官方报道，这十个人想（还只是想!）把大炮拖到教养院的屋顶上去（瞧瞧那有多高）‐‐并从那里向克里姆林宫开炮。

他们是十个人（其中可能有妇女和少年），不知有多少门炮‐‐这些炮是从哪里搞来的?口径多大?怎样顺楼梯推到阁楼上去?怎样在倾斜的屋顶上安放?可别在打炮时滚下去!为什么彼得堡的警察同二月革命作斗争时不把重于机枪的东西拿到屋顶上去?然而这个预示一九三七年社会结构的幻想作品是大家读过了的呀!相信了的呀!……显然，日后还会有人向我们证明，一九二一年的&ldo;古米廖夫案件&rdo;是一个假案。

同一年梁赞的契一杯制造了关于当地知识界&ldo;阴谋&rdo;的一桩假案（但勇敢分子的抗议信还能到达莫斯科，于是案件就搁下了）。

就在那一九二一年，处决了天然力促进会系统内的腐泥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

我们对那个时代俄国学术界的气质和情绪有足够的了解，狂热病的烟幕未能挡住我们观察那些年代的视线。

我们大概不用进行考古发掘也能看清这种案件有多大价值。

一九二0年十一月十三日捷尔任斯基在给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信中提到：契卡&ldo;常给一些诽谤性的申诉大开方便之门&rdo;。

e&iddot;多亚连科回忆一九二一年说：卢宾卡的囚犯接收站，四五十张木床，整夜带进来一批一批的妇女。

谁也不知道自已犯了什么罪，共同的感觉是：无缘无故地捉人。

全监室只有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被抓‐‐她是社会革命党人。

雅戈达的第一个问题是：&ldo;那么，为什么你落到这里来了?&rdo;意思是，自已说吧，帮忙安个罪名吧!关于一九三0年梁赞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们所讲的也绝对一样。

普遍的感觉是，大家都是无缘无故地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