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彼一生之历史，不过一反复无常之小人耳。

甲午中东之役，戊戌之政变，庚子之拳乱，合之此次之事交，凡国中经一次之扰乱者，即于彼增加一绝大之势力。

彼盖乘时窃势，舞术自恣之人耳，安知所谓尽力民国，又安知所谓效忠满廷？凡其竭智尽技，纵横捭阖而为之者，无非为彼个人之计。

夫为个人者，但思乘时窥便，以弋个人之利益，而无丝毫公众之利益置其眼中，故其所为，恒不可以常情测度，岂惟不可以常情测度，即彼身居局中者，亦无从测度己身之所为。

何则？彼以术驭人，而不悟彼乃为术所驭也！

故袁氏者，断不可恃者也。

恃袁氏无异恃袁氏之术。

袁氏之术，乃其所以自欺欺人者也。

彼自身且不可恃，独奈何欲率天下之人，以赖袁氏之术乎？故今日者，必须去依赖袁氏之心，而后可以议战。

以神圣庄严之大总统，奉之于袁氏足下，而袁氏蹴尔而不屑，宁非神州男子之奇辱耶？顾犹有持慎重之说者，以为战限延长，非吾民之福，南人北伐，非地势所宜。

燮和独以凡事之可以平和解决者，则以平和解决之，凡事之不能以平和解决者，则战争者，所以促进平和，而断非扰乱平和之具！

假令两军相持不决，前途之平和，可希冀乎？不能希冀，而犹欲假和议之美名，以涂饰天下人之耳目，吾未见其可也。

今日之所恃者，在能战耳，在能战而后能和耳。

若夫抢攘纷扰于不和不战、忽和忽战之间，则人心之恐怖，靡有已时，商业之壅滞，犹如昔日，岂必杀人流血，而后为损失耶！

况夫相持愈久，则外交之枝节愈多，此次各国，所以取不干涉主义者，尊重人道耳，敬畏舆论耳，非有爱我之心也。

我内部而稍有可乘，彼必不肯牺牲自国之利益，以曲徇我为事。

今俄之于蒙古，其明征矣。

是故无论自对内对外言之，民主君主之解决，宜速而不宜迟。

而其解决之手段，不外于平和与武力二者。

然就今日之时势观之，断非平和可以解决，则徒讲一时弥缝之策，希冀战留守南京时期的黄兴争之不再开者，名虽尊重人道，实则违背人道。

何则？以其迁延愈久而损失愈大也。

故今日之战，为人道而战，决非破坏人道之举也。

近者议和屡有破裂之势，然袁氏犹时出其诡计，或谓派梁士诒莅沪，或传派唐绍仪续议，无非欲以迷离惝恍之手段，以懈我已固之人心，而支持其破碎之残局。

幸我国民幡然知袁氏之侮我，于是有誓师北伐之举。

燮和不才，今已秣马厉兵，从诸君子后，若公犹迟疑不决，当机不断，或且误听袁氏再求和议之举，则误我神州大局，沦胥我炎黄冑裔者，公将不能辞其咎矣！

至于南军北伐，泥于历史之见者，徒以西北可以制东南，而东南不能制西北，遂谓地利实然，恐徒劳而无功。

不知汉高起于丰沛，明太起于濠泗，在历史上已有其事。

矧夫此次倡义，非徒恃兵力也，尤在人心趋向。

东南之人，趋向共和，固已成为事实，即西北之人，其表面虽仍服从满洲，其精神早已趋向民国。

其尚持君主顽见者，不过少数顽迷之官僚派耳。

北方义士，无拳无勇，困于专制之积威，兵力之蹂躏，方且屡蹶屡起，以为我南方民军之响应，而我顾对岸观火，若秦、越人之视肥瘠，其谬者且倡为南北分治之论，以离间我南北人之心，破坏我神州之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