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中国有历史数千年，治乱兴亡之迹，代各不同；然无论何种时期，其国家之能治与不能治，率视政权之能一与不能一以为衡。

是以《春秋》著大一统之文，孟子垂定于一之训，微言大义，深入人心，此与最近世纪宪法学家所揭之统治权惟一不可分之原则，实为先后同符。

历稽史乘，断未有政权能一，而其国不治，亦未有政权不一，而其国不乱且亡者！

方今共和成立，国体变更，而细察政权之转移，实出于因而不出于创，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

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

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

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

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若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挈，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

此以地理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且共和成立，开自古未有之创局，建设未遑，飘摇风雨，纲解纽绝，无可遵循。

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即遇事过为审顾，已有稍纵即逝之虞，若设法牵掣多方，将不免立见危亡之祸。

乃《临时约法》于立法权极力扩张，行政权极力缩减，束缚驰骤，使政策不得遂行，卒之筑室道谋，徒滋纷扰，贻害全国，坐失事机。

夫国家处开创之时，当多难之际，与其以挽救之责，委之于人民，委之于议会，其收效缓而难，不如得一强有力之政府以挽回之，其收效速而易，所谓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也。

况人民政治知识尚在幼稚时代，欲其运用议院政治，窃恐转致乱亡，此以现在时势及风俗习惯证之，而知其应含有特性者也。

本会议基此理论，勒为成文，以统治权之不可分割也，于是设总揽机关；以议会政治之万不宜于今日之中国也，于是以总揽统治权，属之于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而又不能无所限制也，于是有对于全体国民负责之规定；以国势至今，非由大总统以行政职权急起直追，无以救危亡也，于是凡可以掣行政之肘，如官制官规之须经院议任命，国务员、外交员以及普通缔结条约之须得同意等项，皆与删除。

凡可以为行政之助者，如紧急命令、紧急财政处分等，悉与增加。

以国权脆弱，亟宜注重军防也，于是特定陆海军之统率及编制权，以扬国威而崇兵备；以共和建设，来日方长，非策励殊勋，不克宏济艰难也，于是设各项特别荣典，以符优待而劝有功；以大总统之职责既重，必须有审议政务机关，以备咨询也，于是有参政院之设，以维持共和立宪之精神。

至于优待条件，为统治权移转所关，亦民国国家之所由成立，确定效力，尤属当然。

其余增捐各节，均系普通立法之例，既无特殊之精神，即无论述之必要。

总之，我国改建共和政体，既有种种特别情形，势必施行特别制度，而后可以图国家之长治久安，当为国内外有识者所公认。

本会议议员等目击披荆斩棘之艰难，身亲火热水深之痛苦，窃以为改造民国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实利，而不在徒饰美观；首在为多数人谋幸福，而不在与少数人言感情。

救国但出于至诚，毁誉实不敢计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