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也有三个拒绝向国旗敬礼的案子上述到最高法院，但均以属于州管辖范围而被打回头。

但以前的案子都是校方胜诉，而本案却是校方败诉。

更重要的是，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欧亚大陆如火如荼地展开，美国也面临着卷入战争的威胁，故国内的爱国主义热情有所抬头。

在这一背景下，最高法院破例受理了这一案件。

为了保证案子胜诉，美国公众自由联盟不仅为戈比蒂斯聘请了哈佛大学大牌法学教授作为他的辩护律师，而且还动员国内一大批法学权威签名声援。

此外，美国法律协会《权利法案》委员会（theitteeonthebillofrightsofthearicanbarasciation）也以法庭之友的身份为戈比蒂斯一家作了辩护。

尽管如此，1940年6月3日，最高法院还是以8比1的悬殊票数判戈比蒂斯败诉。

但雨果。

布莱克（hugoblack，1937－1971年任职）等三位开明派法官的同意着实很勉强，因此首席大法官休斯（插rlesevanshughes）选定大法官费莱克斯。

法兰克福特（flexfrankfurter）来起草并宣读多数意见。

由法兰克福特来作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实在是莫大的嘲讽，因为他本人恰恰是美国公众自由联盟的创建者之一‐‐那时（1920年）他还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

但休斯委托他来起草意见书又在情理之中，并非偶然，因为他本人是出生在奥地利的犹太移民，后来才归化为美国公民，由他来执笔，旨在以身说法，加强这一判决的爱国主义色彩。

法兰克福特开篇强调，法院的一个重要责任是必须在&ldo;自由和权威的冲突中寻求协调。

但是，当所涉及的自由是宗教的自由，而权威又是保卫国家民众的权威时，司法的良心（judicialnscience）就面临着最严峻的考验&rdo;。

而在他看来，在这一考验中，当个人的宗教信仰与政治社会的利益相抵触时，则当事人便不能推卸其政治责任。

而向国旗致敬就是这样一种不能推卸的政治责任。

为此，他特别论述了国旗作为国家象征的重要性：&ldo;一个自由社会的最终基础是共同情感的凝结&rdo;，这种情感是靠美国所有人民竭诚团结共同努力培养出来的，并成为世代相传的传统。

&ldo;我们靠象征生活。

国旗是我们国家统一的象征，它在宪法的框架内超越了我们内部的各种分歧，无论这种分歧有多么巨大&rdo;。

因此，&ldo;国旗是民族力量的象征，是自由最具有意义的标志&rdo;。

既然民族的团结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国旗又是国家的象征，学校可以要求学生向国旗致敬并作为强制性活动，如果以宗教的理由抵制这一活动，就会损害学校这一爱国主义的效果。

因此，他希望，在&ldo;政府教育当局和学生家长的权威处于对立状态&rdo;时，家长应从大局出发，&ldo;在无损于自己权利的范围内，劝说自己的孩子理解州教育部门倡导效忠的正确性和明智性，这才是宗教宽容最生动的一面。